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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检视与拓展 　　[摘　要]目前的农村政治学研究有三个流行的基本范式，即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但是，这三个研究范式都有其局限性。未来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应当向多元拓展：一方面，它应当从社会视角向国家视角转换；另一方面，它应当从宏大、系统、必然、普遍等系统世界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中走出来，从科学的真实走向感觉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及日常政治分析范式，对于再现农村变迁的变动性、片断性，呈现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十分有益。微观权力分析是一种关系／事件的分析方法，它放弃了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深层模式和因果模式，以这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方式来观察农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社会运作机制在微观技术层面得以显现；话语分析同其他各种“传统的”分析相区隔的是，它并不对特定的问题提供各种绝对的答案，而是使研究者能够认识到隐藏在一个特定“问题”背后的各种状况，意识到该“问题”的“本质”与它的“(各种)解决方案”本身乃是基于它的各种假设，正是这些假设使得那个“问题”得以存在；日常政治分析则着重于从理性回归到生活世界，主张从日常的具体的行动去思考制度与结构问题。 　　[关键词]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樊红敏(1968―)，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国家整合与乡村治理研究。贺东航(1967―)，男，湖北省益阳市人，政治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家整合与乡村治理研究。 　　 　　近年来，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当一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尝试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综合起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变迁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这些研究范式的学科背景、分析切入点及关注的焦点问题各有不同，但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由于既有的研究范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农村问题的深化及对经验事实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的建构，我们在分析这些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性的同时，提出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拓展，以期再现农村变迁的变动性、片断性，呈现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 　　范式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模型化，有助于认识的清晰和判断的简明。范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种范式都有其解释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些限度，该范式就需要修正或者被新的范式替代。如果固守某个范式，不仅难以呈现农村社会的异常复杂性，而且会误导人们的认知与实践。而目前农村政治学研究中的三个流行范式，即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都隐含着局限性，需要调适和完善。 　　 　　(一)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从历时、过程的视角来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以官治与民治、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这一假定的二元对立与互动为前设，它事实上认同了一种价值观，即“国家”、“社会”要有一定的分离。在国家与社会范式下的农村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第三领域”，舒绣文(Vivienne Shue)的“蜂窝状结构”，萧凤霞(Helen F.Sui)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也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成果，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何包钢、朗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等等。以王铭铭的著作为例，他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围绕这一研究，作者在福建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审视了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渗透以及民间力量的能动性，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由于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打开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视野，借助此一模式可以使政治学界的研究超越以往的单一维度的、线性的革命范式，扬弃传统的注经式研究，从泛意识形态化回归学术，因而对学术的推动功不可没。 　　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已有的研究，就会发现其隐含的内在局限性。其一，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的预设前提是双方具有各自自主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