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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2008―2015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收入、教育、医疗等多维度贫困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这三个维度贫困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对收入贫困由不显著负面作用转为显著的正面作用，对教育贫困由不显著转为显著的正面作用，对医疗贫困的正面作用由较弱发展为显著。此外，财政支农、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正规金融都存在一个或多个维度的减贫作用，其中财政支农减贫效果最好。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多维减贫；非线性关系；面板门槛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4-0080-06 　　一、 引言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备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虽然据《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7.7亿减少至2015年的5575万，扶贫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扶贫同时走入了攻坚克难的冲刺阶段，更好地配置各方资源，助力农村脱贫。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农村正规金融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而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其特有的在信息成本、担保、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有效补充了农村正规金融的不足，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减贫存在积极作用（高远东和张卫国，2014）。目前大多数学者采用FGT贫困指数测度农村贫困，利用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中的一个或多个指标衡量农村贫困水平（苏静等，2014）。本文的角度与上述学者不同，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医疗贫困等多维角度来测度农村贫困，并且采用2008―2015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模型来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 　　二、 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减贫效应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发展对减贫效应的研究开始的。一类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存在直接减贫效应，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交易，降低储蓄的交易费用，从而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Jeanneney等，2011）。有学者通过实证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分享金融发展的红利，表明金融发展的直接减贫效应是显著的（姚耀军和李明珠，2014）。另一类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存在间接减贫效应，指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途径提高穷人收入，但这种间接效应要小于金融波动带来的直接效应（崔艳娟和孙刚，2012）。 　　近年来，农村金融逐渐被分离出来研究其对减贫的影响。从长短期来看，相邻地区的农村金融水平的提高在短期有利于本地农村贫困减缓，但在长期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张兵和翁辰，2015）。就地区差异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减贫的最佳地区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则应该更多地通过政府的干预措施来减缓贫困（张鹏和傅鹏，2016）。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又从农村金融中分离出来研究其对于减贫的影响，而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往往被综合或对比起来研究其二者对农村减贫的差异。学者通过实证指出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作用不显著，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民增收、缩小贫富差距上的作用非常显著（胡宗义等，2014）。 　　根据以往的文献来看，目前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减贫的研究数据大多截止到2011年，时效性较差。已有实证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影响（苏静，2013），但还没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收入、教育、医疗等多维贫困的影响。 　　三、实证过程 　　（一）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农村贫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包括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医疗贫困（）。其中收入贫困采用各省历年的恩格尔系数，即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该指标为逆向指标；教育贫困采用各省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为逆向指标；医疗贫困采用各省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来衡量，该指标为正向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 解释变量。核心变量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本文参照宋坤（2016）的算法，利用农户贷款推算出农村未观测短期贷款，用推算所得数据来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本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和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网站。 　　3. 门槛变量。门槛变量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占农村金融总体的比重（），即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农村正规金融规模+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其中农村正规金融利用农户贷款数据来衡量，数据来源同上。 　　4. 其它控制变量。考虑到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农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其中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用农户贷款衡量，作为农户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