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公共伦理价值问题.docVIP

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公共伦理价值问题 　　摘 要：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我国公民的影响十分深远，本文从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视角，结合正义论、新公共行政理论及相关政策理论模型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农民公共伦理价值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就业难、教育难和婚恋难的关系，三是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社会保障、失独家庭的问题，四是单独二胎政策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修正。通过以上思考，加深了对公共政策学的准科学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价值理性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的形势下作出的一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目前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8年写入宪法法条，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有近40年的历史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功绩不容否定，发挥了巨大作用，该政策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已经成功地将大部分独生子女变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拥趸。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贡献，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协调的人口条件和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出台，是为了恢复国家经济，加速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抑制个人生育数量的一项公共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带来的积极效用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生命周期理论和林布隆的政策渐进主义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该政策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城市低，思想观念较城市地区更为保守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处于公共政策伦理公平正义失范的不利地位，集中体现在人口质量、人口发展、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婚恋困难等问题上。 　　一、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农民公平正义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就是要通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和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的倡导，实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进而使中国能够甩掉或减轻因为人口过多所造成的沉重包袱。 　　计划生育政策通过一系列“组合拳”，例如写入宪法条文、各省市区出台地方性法规、建立各级计生职能部门等手段，具备了程序合法的属性；也会出现为实现计划生育目标而通过暴力手段，诸如打砸抢、强制流产、强制节扎等非人性的手段加以实现的现象，暴露出的不仅是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消极抵抗，也是政策执行者执行方法途径的欠缺。 　　从建国至今，我国依然有6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成败。然而，政策主体在制定该政策时，却并没有给予广大农村地区合适的缓冲期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论。“重男轻女”的现象不仅是农村而是全国性的存在。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男丁延续香火的传统没有丝毫的减弱，“重男轻女”也从增加男性劳动力的目的转化为男丁为家庭或家族出头的需要，家族中男丁的多寡和能否出人头地直接决定着该家族在村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没有男丁的家族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低人一等，这就是为什么在计划生育政策初期，很多农民家庭甘愿铤而走险，只求一子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打断的不仅仅是农民的求子梦，也把农民推向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更加不公平的形势中。在人口管制的时代，城乡人口流动的空间十分狭窄，城镇户口就意味着要比农业户口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福利待遇。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家庭，也成为了高风险家庭，这一点与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并无二致。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存在，但必须基于最大限度地使先天最不利条件的那部分人受益的前提。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村民就是“先天最不利条件的那部分人”，他们辛勤地劳作，却往往要看天吃饭，连对下一代最单纯的精神寄托都惴惴不安。按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社会非但没有使他们受益，反而剥夺了他们最朴素的求子之梦。虽然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山杜绝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马太效应”，帮助农民通过少生，减少财富消耗，集中力量培养独生子女，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但是，农民因为政策原因而导致对下一代尤其是男性子女精神寄托的缺失，对他们的人文关怀的缺失也不该被忽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主要是执行者茫然无知，政策客体颓然无力，政策的伦理价值在这一点的表现明显是效率主义和工具理性占据了上风。 　　二、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就业难、教育难和婚姻难的关系 　　由于大部分新生人力资源个体作为独生子女，肩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