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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与义务失衡法理分析 　　权利与义务是法律关系存在的基础。对法律关系的主体来说，有义务必有权利，反之亦然。权利与义务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关系带来了二者的数量对等性、功能互补性。但在价值选择上，更注重权利的主导性。当权利与义务失衡的时候，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必然会受到侵犯。 　　在现实中，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与其义务相比，存在着很多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不仅侵犯了他们的受教育权，也使农村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一、教育发展策略中的权利与义务失衡 　　 　　教育发展需要具体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发展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导致了农村教育发展的迟缓和滞后。农村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对此国家采取的是分步实施策略。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将全国划分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提出分别于1990年、1995年、2000年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战略措施。1994年，国务院又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中提出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允许全国不同地区在教育发展目标和速度方面有所差异。该意见将农村划分为约占总人口40%左右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40%左右的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15%左右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和5%左右的特别贫困地区，并对不同地区依次提出了1997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0年重点普及五～六年小学教育和普及三～四年小学教育的策略。 　　分步实施策略，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基本国情的正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国家对分步实施结果预测的缺失。出现科学预测行为缺失的原因，在于没有充分思考分步实施策略影响了对受教育者基本权利的保障。《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六条指出：“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每个缔约国均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显然，儿童的生命权是其享有自由和发展权利的基础。我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之一，对儿童实施教育是国家应当履行的义务，是保证儿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保护儿童免遭有损儿童福利的任何方面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剥削之害”（《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六条），即儿童权利的享有，没有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不受财产、出生地及身份的限制。而义务教育分步实施的策略，忽视了这一策略本身对平等发展儿童个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缺乏有效的辅助性策略和抗风险机制，难以去保障儿童基本权利的实现。 　　 　　二、教育机会选择中的权利与义务失衡 　　 　　教育公平首先是机会的公平，要求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要求允许受教育者在公平的条件下接受教育。而受我国农村与城市地域划分、户籍管理等制度的限制，农村的孩子很难进城学习，即使是进了城也会受到各种政策的限制，而难以与城市儿童有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国家对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问题的规范，开始是在1996年颁发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就学办法》）中体现的。其中的部分条款，明显地反映了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城镇流动人口子女与流入地的城市居民子女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性。如第六条规定：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凡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流动期间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流入地学校或教学班、组，可以向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收取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由学校或办学者根据教育培养成本提出方案，报请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这两条规定，限定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两个基本条件:户籍与缴费。之所以对流动人口子女在这两个条件上进行限制，主要是为了强迫流动人口子女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而不是为了创造条件保证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一点在《就学办法》第一条的立法宗旨中作了明确的表述：为了使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结合城镇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这样的初衷必然带来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因此，农民子女不仅在农村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即使进了城，他们也仍然被拒之于优质教育之外。他们在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上，是无条件的；而在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上，却是有条件的。这种情况直至2003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才有了转机。这一文件明确要求，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