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救济问题研究.docVIP

刑事和解救济问题研究 　　一、问题之提出 　　2012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以下简称刑事和解程序）进行了专章规定。同时，2013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2013年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以及2013年1月1日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与《刑事诉讼》共通构建出一个自侦查阶段起，至审判阶段的相对完整刑事和解程序。 　　就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而言，刑事和解程序意在使被害人精神上得到抚慰、经济上得到一定赔偿，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社会和谐，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一个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具体条文指向的明确性和确定性，本文笔者主要探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救济问题，即在和解协议达成并生效后，当事人基于主观原因反悔或主持制作和解协议的国家机关发现客观上有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情形发生时，如何认定以及进一步处理。 　　二、被害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地位――兼议“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认定 　　1.被害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地位 　　在我国传统的“国家―犯罪人”的二元主导的刑事诉讼模式中，被害人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被害人虽是审判程序中最不可或缺的一方当事人却有如隐形，在法官主导下的庭审中被害人的诉讼行为受到极大限制。刑事和解程序的出台，使得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大提升，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同时，被害人也有一定的程序启动权，得以基于其本人自由意志对和解协议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并选择是否谅解和宽宥加害人。 　　2.“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认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高检规则》第521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在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后反悔的，人民检察院不撤销原决定，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审判阶段，《刑诉解释》第502条第二款规定“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此处涉及两方面的认定，其一，“合法、自愿原则”应做何理解；其二，“有证据证明”应达到何种证明标准。 　　（1）“合法、自愿原则”的解读。在理解“合法、自愿原则”时有必要先确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刑事和解过程是公权力处理的私权利化，属刑事犯罪民事侵权化的意识流，但从本质上说刑事和解仍属公法之列，刑事和解协议是处在公法视野下的契约。刑事和解协议与普通民事契约相比较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其特殊性。其共性在于：①强调双方的意思自治；②对结果的可预测、可控制性。在认同刑事和解协议是一种公法性质的民事契约的前提下，对于“合法、自愿原则”的解读就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进行理解。《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五种情形：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既然民法将这五种情况列举为违背真意的表现，那么刑事和解协议中的“自愿原则”的含义就有理由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也应包含上述《合同法》第54条列举的其他三种情形。 　　（2）证明标准问题。一般证明标准有三种：制造合理怀疑、达到优势证明程度、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其中优势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裁判的证明标准。若从刑事和解协议是一种公法性质的民事契约的角度上考虑，其证明标准理应采取优势证明标准。同时，根据《刑诉解释》第503条规定，被害人一方可以在“反悔”后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在刑事和解程序分流失败的情况下，其回流程序仍为民事诉讼程序，因此在此采优势证明标准也并无不妥。 　　三、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定位 　　根据《高检规则》第522条规定，检察机关为了防止出现欺诈、胁迫等弄虚作假的问题，对于明显不合法的刑事和解协议同样享有撤销权。此处包含两种情况：其一，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友等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强迫、引诱被害人和解；其二，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友等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威胁、报复被害人的。 　　1.犯罪嫌疑人亲友的行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可归责性 　　当犯罪嫌疑人与其亲友事先有通谋，或犯罪嫌疑人教唆其实行报复行为，或对其亲友的行为产生帮助或促进的作用等情形下，此时其亲友表面上为实行行为，实则二者之间成立共同正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性较强，属于直接追求报复结果的发生。盖因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必须以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对被害人提供一定形式的补偿，或者为恢复双方既有秩序付出一定的努力为前提。故其亲友的报复行为可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