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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法正当性依据探析 　　作为国家创制罪刑规范、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项重要活动，刑事立法的正当性问题由于其对象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该文即试图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出发，以程序与实体为角度，围绕刑事立法权来源、刑事立法主体、罪刑规范内容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对我国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进行探析。并从我国刑事立法实践着手，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有机结合起来，为法定刑的合理制配提供有力的依据，实现罪刑均衡。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司法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 刑法执定罪量刑之柄、操生杀予夺之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正当与否关乎每一国民的切身利益，须慎而重之。正当性是指某种事物存在的合理根据。刑事立法的正当性，是指立法者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作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设定时，应当符合正义观念、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根据。 　　一、国家刑事立法权来源之正当性 　　根据洛克的自然法理论：在法律产生之前，人们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状态并不是放任和无所顾忌的，而是存在一种人人遵守的“自然法”即人类的理性。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害他人的权益，人人都可以执行这种自然法。 然而，人性并不是自觉的，起初为了人类共同的发展，人们可能会自觉遵守“自然法”。但是，自然法内容模糊不清，私人之间的处罚难免滥用。因此，人们用法律来指导如何行为，同时寻求一个绝对权威且公正的机构来进行裁判与刑罚。 　　经过霍布斯、洛克的发展，卢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根据社会契约论，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之前，人类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基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与本能，人类处于争斗冲突之中。为了实现社会群体内部的有效秩序与最大共同利益，人们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契约，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或者政府，并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如立法权、管理权、刑罚权等让渡于这个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刑事立法权的取得是基于一国内全体公民的自觉意志，国家从公民的同意、承诺中获得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以及要求公民信守契约、服从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当然，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虽然为国家独享刑事立法权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却也对国家刑事立法权的行使提出了有限性的要求，即国家刑事立法权来源于公民契约的当然结果是受节制的。本文在此不予赘述。 　　二、刑事立法主体之正当性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权力必须依赖于具体机构来行使。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中，具体行使刑事立法权的主体往往是议会或权力机关 ，那么这些机构行使刑事立法权的主体资格来自于哪里？其正当性依据又在哪里？我们认为，人民主权原则与代议民主制度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作为现代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并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而其具体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民主，二是间接民主。虽然直接民主更符合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考虑到立法成本与效益，现实可行性等因素，大多数国家都选择采用选举制、代议制的间接民主途径。具体而言，西方国家往往采用议会制，议会的组成人员一般由该区域或国家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民众制定法律、讨论并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而在我国，根据《宪法》第2、3条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并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 　　不过，关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主体问题，有一点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由我国《立法法》第7条规定可知，刑事法律的制定、修改权归属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为弥补全国人大会期短、召集难等缺点，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发挥补充、修改刑事法律的辅助功能，但不得与原有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一规定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灵活性与自主性，同时也为它的权力越位埋下伏笔。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例，其调整了刑罚结构、新增了若干罪名，也修改了刑法总则中的刑法基本制度，这引起我们对合理正当地行使刑事立法权的更深思考。 　　当然，在具体进行刑事立法实践的过程中，还应当遵循一定的方法或程序，以保证立法结果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增强国民认同感，以使得立法能得到民众自觉的遵守和施行。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立法前的公众参与机制、立法听证机制，立法中的严格程序规则以及立法后的评估机制等等。 　　三、罪刑规范内容之正当性 　　刑事立法权来源、刑事立法主体的正当性是否就必然能保证刑法内容的正当性？法律实证主义对此持肯定观点。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77期2014年第45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其强调法律正当性来源的自洽性和绝对性，认为形式意义上的正当性就是法律正当性问题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