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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研究考察 　　摘要：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语言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关键词：地区史研究；中亚史；语言制约 　　 　　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其实，在世界还被分割成不大相来往或不甚至相了解的古代，那时的史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体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历史阐述――在西方是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地，在阿拉伯古“伊斯兰舆图”中是以麦加、麦地那为中心的“大地之像”，在《突厥语大词典》的“世界园地图”中，突厥各部占据了园图的中央，但实际上都是自己生活的一定区域的叙事史或在这区域活动的民族史诗。当步入现代，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本文则从多年中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 　　 　　一、地区史研究的崛起 　　 　　30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认为“194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1939年以前盛行的那一类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反感和厌恶……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撰写――可能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仍然是以某个民族为体系……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二战后，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地区史研究的崛起，而这个崛起的标志是法国当代史学大师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mad Braudel，1902－1985)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ED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lepoque de PhilippeⅡ，下简称《地中海史》)。 　　《地中海史》为一部150万字巨著，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它既是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布罗代尔建立与以往的“叙事的历史”(histore evenementielle)不同的“结构的历史”(histore structurelle)。在构成历史的三项要素――结构、事态(conjunctures)和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最为、或最应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在这个舞台上，个人扮演着来去匆匆的角色。为此，需要使用另外一些不同的方法，它同地理学、人口学、人种学、气候学和植物学有联系。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突破史书的传统和体例，不惜笔墨地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40万言，大书特书地中海历史地理，居然不仅未遭到责难，还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声誉，生动地表明区域史特别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样的，历史学的对象不是中世纪的领主制、新兴的欧洲君主国家的行政区域，或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传统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空间划分和别处使用时间划分之间的差别同样明显――而是地理区域。这是一种“新史学”。吕西安?费弗尔对布罗代尔的工作的评论是“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向另一种史学迈进”。皮埃尔?肖努则认为：布罗代尔“很好地反映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那些如地中海区域或大西洋区域的带有广泛的人种学或地理学特性的重要研究是如何从那时起降格为更方便的、以地区为对象的专题研究。”布罗代尔则指出：今后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最好集中在过渡性区域，因为这些区域中能够确定“界限”、“借鉴”、“拒绝”等现象。 　　一般来说，当我们告别了部族国家、王朝国家而进入现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学就负有塑造“民族国家”历史的重任，二次大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国别史也就因之而兴旺。问题是：国别史是否可以成为“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的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汤因比语)当然，幅员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