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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闲暇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比较研究 　　摘 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哲学玄思是最高幸福，因此从事城邦事务的贵族必须拥有闲暇时间，必须脱离物质生产，沉浸在哲学玄思之中。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劳动正是这种实践的内容之一，但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和闲暇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关键词：劳动；闲暇；亚里士多德；马克思 　　作者简介：齐勇，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24-06 　　劳动与闲暇是一对古老的概念，也是实践哲学中的基础概念。在现代人的通俗理解中，劳动意味着工作和劳累，而闲暇则是休息和消遣娱乐的同义语。这种理解是对于劳动与闲暇的极大误解，要澄清这种误解唯有回到古希腊实践哲学源头，从亚里士多德处寻找这对概念的原初解释，并且对比马克思在其革命性实践哲学中对这一对概念的界定，才能恢复其本真的积极意义。 　　一、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界定 　　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劳动观与闲暇观的分歧直接关联着二者对于人的本质的不同界定。马克思批判继承并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点。 　　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做过两种界定。首先，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那些靠表象和记忆生活的动物，很少分有经验，惟有人类才凭技术和推理生活。……经验只知道特殊，技术才知道普遍。……我们认为认识和技能更多地属于技术而不是经验，有技术的人比有经验的人更加智慧，因为智慧总是伴随着认识”。[1]（P1-2）进而他指明什么是智慧，“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 [1]（P4）。把知识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这种观点体现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但亚里士多德对知识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区分。动物性的表象和记忆只能算是知识的准备阶段，在记忆和表象基础上的经验无疑上了一个台阶，但经验还局限于特殊性之中，从特殊上升到普遍才能达到技术的层面，在这一阶段，人类已经是在有意识地、主动地认识世界了。然而，技术层面的普遍性还不是最高层次的知识，因为技术是为了后果而求取知识的。最高层次的知识是那种为了知识本身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纯粹理论性的知识，也就是哲学。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就把最高级的知识和闲暇联系起来，因为唯有有闲暇的人才有条件专研哲学，只有哲人才能实现人类求知的本性，从事创制活动的人充其量只能部分地实现人的求知本性。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有一段影响深远的话：“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2]（P6）亚氏所说的政治也即城邦政治，所谓的“政治动物”也就是“城邦动物”。但并不是所有生活在城邦之中的人都是“城邦动物”，奴隶和外邦人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只有拥有公民身份的自由人，也即“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3]（P111）才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才能够分享人的本质，才称其为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奴隶不能算是“真正的人”，而只是“真正的人”的财产。“奴隶，于是也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一切从属的人们都可算作优先于其他无生命工具的有生命的工具”[3]（P11）；“奴隶的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以体力供应主人的日常需要……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些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3]（P15）。亚里士多德是从阶级分化的现实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反过来，又用人的本质说明阶级分化的现实。显而易见，在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的两种界定中都隐含着对劳动阶层的贬抑。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明确论断有三处。其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4]（P9）在此，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意味着人不再是上帝、宇宙精神的附庸，克服了唯心主义从超凡力量中去解释而必然导致贬低人本身的局限，从而将考察人的本质的目光由人之外转向人自身内部――人的本质只能在人自身中得到说明。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类特性”的概念。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费尔巴哈曾将人的本质概括为“类”，而与其他存在物相区分，马克思同样从“类”、“类特性”的角度去概括人的本质，着眼于人与动物的区分，仍处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他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