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国家主义基因.docVIP

初探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的国家主义基因 　　纵观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压力，以及迅速推进国家近代化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日本教育在明治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日本国力的提升提供了动力。而另一方面，自明治时期起，近代日本学校教育开始将“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思想作为教育领域的主要纲领，各级学校成为明治政府对学龄少年儿童进行“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完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以现代先进国家自居，自认为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将引导亚洲各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摆脱“落后文明”、维持亚洲秩序视为己任，这种“侵略式的博爱主义”成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特点之一。日本国家主义以天皇制为支柱，奠定了日本近代思想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直接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基础。而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规定了天皇有可以左右政治和道德的至高无上的双重权力，又赋予其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的双重功能。伴随着《教育敕语》的贯彻实施，明治后期的日本学校教育渐渐表现出军国主义的倾向。而随后大正时期的日本学校教育则继承明治时代的基本教育原则，在内容和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 　　对于日本国家主义以及军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国内学界主要都是认为其从思想和舆论等层面极大地支持了近代日本对外的侵略活动，但是对于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在国民中进行传播和渗透的途径和方法这一问题往往还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学校教育方面。而事实却是，尽管学校教育是进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但是通过明治时期开始萌芽的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也随着这些不断涌现的儿童文学作品给当时的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以《教育敕语》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是如何通过与日本儿童文学的密切联系，而使得“忠君爱国”的思想借由文学作品的形式更加隐蔽、更加全面地渗透到了国民生活之中，进而培养出积极支持和参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青少年一代的这一问题，我们却还所知甚少。 　　一、天皇制??体的精神支柱――《教育敕语》 　　2017年初，日本森友学园以远低于评估价的价格拿到大阪府丰中市的国有土地一事，成为日本国会的焦点。它“旗下”的?V本幼儿园让入园的孩子们唱二战时期的日军军歌、背诵《教育敕语》、向家长散发仇视中韩的资料，高调进行右翼教育。森友学园现任理事长笼池泰典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一百余年以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并且让学龄的儿童背诵《教育敕语》。无独有偶，2017年3月31日，安倍内阁会议决定，允许“在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下”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此言一出，日本社会以及周边亚洲国家反对声四起。为什么将《教育敕语》的内容用在学校教育的教材中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和有识之士的担忧呢？ 　　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了由山县有朋发起，井上毅、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是日本的国民教育道德法典。《教育敕语》首先，以“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来强调“忠孝”，即效忠天皇乃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源泉。其次，从道德的角度对“臣民”进行道德训诫，列举了“臣民”应具备的一系列道德条目以及应尽的忠孝之义务。并指出“一旦缓急，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彰显尔祖先之遗风矣”，这就是一切需以国家至上的原则。最后，“咸其德于一也”则明确规定了君臣一心，表现出为了从思想上统合民众的目的。日本思想史学家石田一良将其称为“国家主义者的圣典”。撰写《敕语衍义》的井上哲次郎曾明确指出，“《教育敕语》的主要之点，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主义”。 　　由此可见，《教育敕语》是天皇制国体的精神支柱，目的仍在于稳固天皇制绝对主义。《教育敕语》在国民思想上的渗透，除了利用学校教育这一主要手段之外，利用刚刚兴起的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并将相关的儿童文学杂志以及系列丛书作为宣传媒介和手段来“隐蔽”地向少年儿童灌输“忠君爱国”的观念，这一事实也不能忽视。 　　二、国家主义思想传播渗透的“隐形”手段――日本近代儿童文学 　　（一）日本近代儿童文学概观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始于19世纪80年代，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萌芽期，其中1868年到1890年是萌芽期第一个阶段，从1891年到1912年是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第二个阶段从翻译外国作品逐步转为艺术创作。萌芽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后人称为近代儿童文学鼻祖的岩谷小波，他一生共创作了三千多篇童话，编辑了数部巨著丛书，培养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为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踵而来的日本儿童文学成长期则与日本大正时代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