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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介入家族企业代理冲突研究 　　摘要：代理理论由于工具自身的限制，往往将控制性家族隐含假设为一个“黑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本文在导入利他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利他主义和代理理论分析比较控制性家族内外形成的四种代理冲突。重点剖析家族经理人与家族成员、家族企业创始人与有继承权的子女之间由于不对称利他所引发的代理冲突，并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代理冲突；利他i家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5-0085-04 　　 　　2008年2月16日，家族企业的治理典范、香港地产巨头――新鸿基地产突然发出通告，称主席与行政总裁郭炳湘即日起休假，其职权由其两位弟弟分担。据媒体称，这是三兄弟不和引发郭炳湘“出走”。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再次凸显。家族控制是家族企业中最常见的治理形态。理论界普遍将家族企业假设成为一个行动一致的决策者，从而制约了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到家族企业内部，研究触角也基本到此戛然而止，治理对策也始终有如隔靴挠痒。本文认为，将利他主义理论引入家族企业治理研究，有助于解开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这个谜团。 　　 　　一、代理理论与利他主义理论：企业治理的不同视角 　　 　　委托代理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迅速成为主流学派之一，分为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第一类代理理论)和新代理理论(第二类代理理论)，前者着重分析所有者与经营者层面的代理冲突，而后者则将视角深入到所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第一类代理冲突的研究分析，代表性学者有Grossman和Hart(1983)、Fama和Jensen(1983)、Holm-strom和Milgrom(1987)等。国内学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第一类代理冲突，比如，Xu和wang对我国上市公司(偏重于国有或国有法人控股)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展开研究；Zhou和Wang分析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发现委托人的缺位以及代理人权力滥用是国有企业主要的代理冲突；Tao和Zhu研究发现国企经理(代理人)在与非国有伙伴发生交易时通常寻求私人收益。 　　Shleifer和Vishny(1997)、La Porta等(1998)、Claessens等(2000)和Faccio等(2002)研究发现，除美国、日本之外，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股权是集中的，且绝大部分的控股股东是家族。由此，在所有者与管理者重合的背景下，企业治理最主要的冲突已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演化为所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国内学者随后开始注重对于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第二类代理冲突研究。郑志刚在Tirole(2001)企业家(控制性投资者)道德风险的框架下，探讨了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及其整合对降低由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类代理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作用。与此同时冯根福将双重代理理论应用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整个分析体系之中。但是冯根福的分析遭到了严若森等人的质疑，严若森批评其解析尚显得相对简化，仅仅考虑到单一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简单情形，而没有考虑到多个大股东同时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复杂情形，因此，其提出的公司治理分析框架显得相对简化，且并不具备足够的现实操作意义。 　　利他主义在家族企业研究中具有与代理理论不同的研究视角。家族企业中家庭成员的利他主义更多出于亲情、友情的考虑，多属于“亲缘利他”。家族制在创业之初，利他主义创造了一个自我激励系统，增强信任感，简化组织结构，建立起的非正式契约有效避免“契约人”治理机制的失灵；但当企业发展突破家族管理资源的禀赋、需吸纳和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时，利他主义却会引起代理问题和产权界定问题。Schulze(2001、2003)以及Lubatkin等学者(2005)得出了与代理理论相反的一个结论，他们认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过度介入会加剧家族企业的代理冲突。Karra，Tracey和Phiilips则进一步指出利他主义在家族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作用，即初创时期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而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又会增加代理问题。但Lubatkin、Durand和Ling则认为，相比较代理理论而言，利他主义本身的不同类别能更加恰当地解释利他主义对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 　　 　　二、利他主义介入的家族企业四种代理冲突 　　 　　产生于生物学的利他主义经济学，对依靠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发展具有天生的解释优势。由于具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拥有共同的基因，对相同或相似基因载体的拯救，也就是对自己基因的拯救，因此家族成员相对更容易产生出强烈的互助、互依和利他主义行为。控制性家族在利他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可以被解析为以下两种关系：一是有能力的家族成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