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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深圳服务贸易发展政策建议 　　[摘要] 国际贸易新规则和国内竞争新趋势促使深圳必须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推动深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增强深圳在全国和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支柱。当今国际服务贸易合作协议谈判出现了新的制度安排，深圳需要借鉴这些创新模式，在谈判模式、承诺模式、提供模式、重点领域开放模式、外资开放模式、统计制度、法律制度的研究等领域进行改革。 　　[关键词] 服务贸易 质量 统计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5）02-0053-04 　　[基金项目]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质量阶梯分工新格局下中国制造质量强国的出口技术路径研究”（14BJL049）；2014国家质检总局重大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基于信息技术的质量效益测量及监测系统开发”（201410046）；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深圳服务贸易及其新统计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刘伟丽（1977 ― ），黑龙江牡丹江人，博士，教授，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自贸区、服务贸易、世界贸易组织、质量经济；朱恺（1981 ― ），湖北武汉人，博士，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科员，研究方向：自贸区、服务贸易、“一带一路”。 　　发展服务贸易是推动深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是增强深圳在全国和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支柱。认清在新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质量阶梯分工格局中，服务产业面临的国际转移形势，有利于深圳在明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定位，塑造湾区经济格局，打造深圳质量、深圳标准和深圳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一、深圳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 服务贸易的谈判模式和承诺模式阻碍了深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CEPA的谈判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以肯定清单模式，只有最新的谈判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而以肯定清单为主的方式制约了深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虽然深圳超过一半的服务贸易领域已完全向香港开放，包括运输及物流领域，香港服务提供者亦因而获得国民待遇，但是很多服务领域仍然只是局部开放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方面，某些领域的进入门槛太高，具体操作程序模糊不清，也存在进入的潜在壁垒，服务审批权力集中于中央及省级部门，环节多、程序繁、费用高，电信、环境、能源、水、电、运输等服务业，国内形成垄断，通过进入的数量限制、价格规制和反垄断等国内管制进行限制。另一些部门，例如物流企业，则存在准入门槛太低，造成了恶性竞争，不能吸引优秀的国际大物流企业入驻深圳。在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方面，目前还是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承诺模式。 　　2. 重点服务部门的结构优化、开放规模、引领和支撑作用亟需加强。目前深圳生产性服务业规模较小，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欠缺，核心技术和重要环节缺失，总部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科技服务业支撑能力还比较薄弱。服务业重点部门的开放结构不合理，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较为落后，没有进入知识型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时期。金融保险业和物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无法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发展水平；信息服务业、会展业、中介服务、科技服务等服务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无法支撑深圳服务贸易的发展；传统的运输、旅游、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较高。 　　3. 服务贸易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的联动和协调机制尚需完善。深圳虽然制定了现代服务业“十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但从政府宏观管理和指导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保障不完善，尚未成立专门的服务贸易促进机构，服务贸易产业分散在各个部门或机构，没有突出服务贸易的特征，造成服务贸易宏观指导和协调服务不足。同时，深圳的服务贸易政策不能脱离CEPA框架，市政府无法授权，可操作性低，在CEPA实施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玻璃门和弹簧门问题。对条款理解存在一些障碍，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也需要完善。 　　二、全球和深圳服务贸易制度 　　安排与融入比较 　　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是各国制定服务贸易政策的基础，国际服务贸易领域最新的制度框架和构建，主要体现在寻求和设定新规则方面。 　　（一）谈判模式、承诺模式和提供模式 　　在开放承诺条款方面，成员国谈判的出价基本都与GATS的出价持平，但美国希望成员国在金融、电信、文化、法律、速递等服务贸易领域达到较高的开放水平，同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流动持保守态度。上海自贸区和最新的CEPA谈判就探讨在服务贸易领域进行负面清单式的开放模式。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模式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开展的对外投资规则谈判，主要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谈判模式进行的，投资领域趋向完全自由化。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