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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理论对解决基础教育公平问题启示 　　摘要：当前，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平问题比为突出。功利主义遵循的考虑后果的行事原则、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利益平等权衡的原则，对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缺陷、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农民工子女入学困难等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功利主义；基础教育；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07A-0013-04 　　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加强基础教育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追求基础教育的公平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很多人认为，是不断深入人心的功利主义使得基础教育公平问题愈演愈烈。功利主义经常被人们误解为单纯地追求个人功利和幸福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学说，必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它力求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以保证商品经济建立在必要的秩序之上。”[1]我们追求的教育公平，一是追求每个人受教育权利的平等，二是通过公平的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所以实际上来说，追求基础教育公平也是在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这与功利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因而，功利主义不是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源，相反，它对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公平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功利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学派，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主张快乐是人类生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苏格兰思想家哈奇森第一次阐述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即最好的行为在于实现尽可能最大多数人的尽可能最大幸福。[2]边沁和密尔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边沁奠定和确立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地位，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他把苦乐分类量化，通过计算比较两者的大小，从而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边沁所坚持的功利原则，就是以某一行为是否增进了当事者的幸福为依据来判断该行为是否应予以赞成。他还由此推导出衡量行为的最高道德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判断政府好坏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他能否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限度的快乐。政府的基本职能便是保证个人充分自由地实现其个人利益。[3]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起点，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是最终目标。 　　在边沁的基础上，密尔对功利主义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首先，他对不同的幸福进行了阐述：“人的幸福不是单纯统一的观念，不能为我们的关键选择提供标准。不同快乐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任何可用来衡量其质量和数量的尺度。”[4]他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精神的快乐高于感官的快乐。其次，在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上，主张个人的自由和主动性必须优先于政府的控制，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不妨碍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正是幸福的首要因素，幸福意味着个性的实现与完善。而个性的充分发展有利于促进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他还补充了边沁关于政府基本职能的问题，“政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快乐，而且更在于教育公民追求更加高尚的快乐。政府对个人行为负有教育和引导责任。”[5]与边沁相比，密尔更注重精神的快乐，并认为政府应当指导和教育人们学会获取这种快乐，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现代新功利主义为了克服古典功利主义的缺陷，倡导以个人福利、效用或利益的满足为标准的福利主义的功利价值观念。该理论认为，每一个决策者都应该追求最大期望效用。虽然该理论并没有祛除传统功利主义的弊病，但对最大期望效用的系统计算和统计对功利主义来说也是一种突破。 　　虽然说功利主义经历了多次演变，但该理论的一些核心思想是不变的。首先，功利主义强调价值的最大化原则，“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这一思想的最经典表述。假设人们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个人幸福，那么功利主义就表现为尽可能最大化所有人的幸福。其次，功利主义强调考虑后果的行事原则，对行为的判断以后果为依据，以是否实现后果的最大价值为基本标准。任何政策制度或行为都首先要考虑是否能给人们带来福祉，满足人们的需求，然后再决定是否付诸实践。第三，功利主义主张平等利益原则，“这给我们造就了一种平等的基本原则：对利益的平等权衡的原则……利益就是利益，无论是谁的利益”[6]。功利主义主张对所有人的利益一视同仁，没有任何人的价值或幸福应该得到更多的考量。这种具有平等性、普遍性特征的观点，使功利主义有别于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 　　二、功利主义对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启示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反映，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