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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评估体系构建及应用 　　摘要：包容性增长实现与否是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但只有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才能对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无量纲化法构建包容性增长评估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福建省及九地级市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实证研究，以此为基础提出在福建省及其九地市践行包容性增长时应实现五个转型，即从“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从“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从“先富”向“共富”、从“经济导向”向“民生导向”以及从“生存”向“发展”的转型。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评估体系；福建省九地市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5-0044-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上，更体现在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发展动力的升级转换上，福建要以积极主动的精气神适应发展新常态，抓住发展新机遇，充分发挥生态、对台、海洋等方面的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全面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于2015年3月8日在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这是与包容性增长概念相契合的新的发展理念。2007年，林毅夫首次提出“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也翻译为包容性增长）[2]这一概念，其基本要义就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这一发展理念有助于破解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困境，适应中国发展战略，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2012年，我国政府层面也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显示其“调结构、促转型”的决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3] 　　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对包容性增长概念的论述较为充分，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 　　收稿日期：2015-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财政分权、包容性增长与治理研究”（12CJY097）；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黄君洁（1978-）， 女，福建莆田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 　　只是通常将其理解为“均等机会下的共同增长”；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策略也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地探讨，但较少利用相应的指标体系测度各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实际上，包容性增长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因此，要了解是否实现了包容性增长需要客观“计量”包容性增长，进而判断各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状况是否一致，分析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归咎，所采取的策略是否得当。 　　Ali和Son[4]在对包容性增长定义的基础上，沿用社会机会函数的思想对包容性增长进行测度，主要从人均经济机会和经济机会的共享程度这两个方面进行测度，而且Ali和Son认为越穷的人获取的机会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具有包容性，因此，社会机会函数赋予穷人获取机会更大的权重。他们以菲律宾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机会曲线向上移动的程度以及移动发生在收入分配的哪一部分。但是对机会曲线的测度所采用的测量指标的操作性不够强，且在具体操作中会产生较大的系统误差。基于这种不足，McKinley[5]从四个具体的维度对包容性增长进行测度，且每个维度都有相应的指标和权重，这些维度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生产性雇佣及经济基础设施；收入贫困和公平包括性别平等；人的能力如健康、教育、卫生及水的提供；社会网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尤其是限制极度贫困。这些维度赋予的权重分别为50%、25%、15%和10%。这种测度方式具体、易操作，但权重的赋值缺乏严谨性。任保平[6]则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可持续增长、共享性增长、全面增长、广泛基础上的增长、安全增长和平等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后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几个方面实现合理包容，由此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包括增长条件的包容、增长过程的包容和增长结果的包容这三个理论维度，并以此为基础采取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来建立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但是，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对包容性增长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的，也没有对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而是将经济增长的前因后果融合到一个指标体系中，这不利于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情况和造成包容性增长[JP2]现状的根源进行剖析。黄君洁则是在明确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因素，进而对包容性增长评估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确立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来构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