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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插图互融审美和出皈价值 　　摘要：中国古籍有“图文互融”的传统；插图融入文字使得古籍图书实现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有利于图书内容的传达，促进了读者群体的培养和扩大，带来了良好的出版效应。 　　关键词：古籍；插图；图文互融；审美；出版 　　插图是插附于书刊文字间的特殊图画形式，插图中的形象和图案有利于图书信息的表达，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就中国的古籍图书来说，插图往往随处可见，所谓“无图不成书”。文艺作品的插图具有特殊的艺术和审美价值，这些插图对于促进作品本身的传播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古籍插图的“图文互融”传统 　　作为书籍版式设计中一种特殊图像形态，插图的特殊性在于“图”与“文”在书籍中所形成的关系，中国古籍图文关系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图文互融”。 　　语言和图像作为符号，是人们理解和表达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的两种主要方式，图像的出现早于语言，但语言出现后其地位逐渐超过图像，成为主要的文化符号。美国当代艺术理论家米歇尔曾指出西方“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相比于西方，中国古籍中的图文关系显得比较“融洽”。中国古代汉字与图像渊源极深，中国古代图书历来重视图文并茂，插图与文字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谈到了图文关系，并且大力肯定图的价值：“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在中国古代书籍中，插图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衬托，图像本身就能叙述，同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以说，中国古籍图书发展的历史是“图”与“文”不断融合的历程，二者形成了相互补充、和谐共存的“互文性”格局，正如郑樵在《图谱略?索象》中所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 　　二、古籍中图文布局的形成与演变 　　1.唐代初期：古籍图文基本格局的形成 　　图文并茂是中国书籍的优良传统，而印刷时代则开启了中国古籍插图的基本格局。中国古代书籍的形制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写本书时代，书籍绘制插图就已十分常见，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徒人图法》二卷，绘孔子七十二弟子像。敦煌发现的佛教经卷中有着大量插图，佛经书籍图文结合的格局是中国古代图书设计的重大突破。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出现了印本图书和木版插图，此时形成的图文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佛经为例，主要体现为： 　　第一种，“多面连式”。这种插图格式在雕版印刷术应用之前已存在，主要出现在佛经之中，如唐咸通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扉页画是这种插图版式的主要代表（如图1）。 　　第二种，“上图下文”。这是一种经典样式，写本书时代已经出现，在印刷时代继续发展，在佛经卷中，上刊佛像，下题文字。 　　第三种，“版心插入”。此种图文格局遗存较少，佛教版画比较多地采用了这种版式，代表作如1944年在成都唐墓中发现的《陀罗尼轮经咒》，其格局为中间印佛像，四周刻古梵文经咒，咒文外又装饰有小佛像。 　　2.宋元时期：“图文互融”格局的确立 　　宋代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的重要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为插图版式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图书装帧形式逐渐由卷轴改为册装，插图版式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图文互融的良好局面，在格局上主要体现为： 　　第一，“上图下文”。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图书大量增加，要求书籍版式“规范化”和“标准化”。书页的上半部分是插图，下半部分是文字，对插图起到注释的作用，如著名的《列女传》采用双面对连，横幅构图，是上图下文式的典型代表。 　　第二，“单面插图”或“多面合页”。在这种格局下，观前方之图，即能找到后方之文；阅后方之文，也能观前方之图，图文自然融合，使用非常方便，宋刊《三礼图》是单面插图的代表（如图2）。 　　3.明清时期：图文互融的“黄金时代” 　　明代是古代插图艺术的高峰期，插图形式之全令人叹为观止，乃至很多书名冠以纂图、图像、绘像、全像、绣像之名，其中全像就是每页有图，文图关系极为密切；在图文设计上，上图下文、上文下图、图嵌文中、单面整幅、双面连式等各类形态一应俱全。同时，插图进入文学、戏曲、医药、科技等各个领域，各类图文样式丰富多彩。郑振铎先生曾评价明代万历时期的书籍“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当时，小说、戏曲类插图已成为内容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少则十几幅，多则上百幅，很多作品一出或一回就有一幅插图。李时珍编撰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收辑药物1800多种，并配上1000多幅药物形态实图，文字插图共处一页，构图合理，安排得当，简明扼要，变化丰富。明代晚期宋应星著农学巨著《天工开物》，书中的大量插图与文字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戏曲小说插图是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的插图形式，尤其人物插图是戏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建安派、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