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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义利思想哲学基础初探 　　摘 要:叶适的义利观是叶适全部思想的最核心部分,而这样的义利观的哲学基础就是他的道器观。叶适通过对道器关系的论述进而阐述了义利不可分,以义统利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设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叶适 道器 义利观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前辈薛季宣、陈亮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事功学派的义利思想。而对于作为义利思想重要的哲学基础的道器关系。叶适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种看法对于义利关系在哲学层面上的展开起到了至于关重要的作用。 　　 　　一、叶适强调了天道和人道不同 　　 　　传统中国哲学强调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这个所谓的通变的工具就是道。在这里道有着自然社会的规律和人伦道德的双重含义。中国传统的道其实指的就是天道,这样的天道具有客观性和至上性。而这种客观和必然性对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这个客观性和必然性规定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即“所然”,而中国的传统哲学又把这种“所然”夸大成了一种事物产生、变化、发展的原因,即“所以然”。这种学说从超越的层次上来看是把人道包含在天道之中,用天道去规定和论证人道,而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则是把人道上升为天道,归本于天道。这种看法其实是在一定规定性的范围内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到了宋代,朱熹等道学家则通过“性”的概念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拉近了一步。 　　而在与朱熹同时代的叶适看来,天道和人道却是绝然不同的,首先,他认为后世儒者所认为的道已经不是儒家之道本来的含义,他通过对佛、老两家道的批判理清了他们对儒家传统之道的影响。他说:“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人乎,夫飘风骤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发达,起于二气之争。至于过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矣。”[1]首先,叶适对于这种自然界的风雨自然现象并不认为是有“天地之意”,而是直截了当用唯物主义性质的“二气之争”用以解释。他说“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辱如此”。叶适反对老子的这种将道的内在规定性理解成一种神秘的观念存在。他还进一步说,古之圣贤,自尧舜到孔丘,“终不言道是何物”,到老聃,“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此形貌朕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甚为可疑。不仅仅是老子的道对儒家之道的概念产生了影响,佛教之道也影响了儒家正统之道的内涵。如:“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道始有异说;而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按指佛教),愈乖离矣。”[2]无论是“尽遗万事而特言道”,还是“言道皆定为某物”,都是把“道”同具体事物割裂开来,把它看成是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而且这种道不仅仅被老子说成了是一种超验的观念性质的东西,还对儒家传统的道观念产生了影响。所谓“子思、孟子亦争言道”。所以天道不仅虚渺,而且和正统儒家所谓的天道也并不相同,在这个基础上就更难把天道和人道联系起来了。 　　他接下来说“盖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伦如此,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孰先后也”。[3]在叶适看来,人道与天道并不存在如朱熹等道学家们认为的那样,人道是天道在社会道德层面的延伸,而由人性来沟通,在他看来,人道与天道的先后都是未知的,更不存在由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人道的应然性是未知的,不是有什么先验的事物规定好的。 “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这里明确地表达了叶适将天道和人道分做两个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他反对应天道而求人道的思维路径。他说“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求之,比如‘影之象形,声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叶适认为人应该先尽人道,而不是“求备于天以求之”。叶适所说的尽人道,其实体现了他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而且他把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一种预先设定好的先验规定性的范围内解放了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个预先设定的先验规定性就是所谓的天道。当这个天道进入人道的范围内的时候,对人道的规定性就是“命”。而命也是儒家的传统议题,如《论语?尧曰》中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表达了儒家对于命的承认和基本看法。可见,孔子认为,“知命”是成为一个君子的重要条件。叶适说“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古圣贤所不道”。[4]叶适看来,天道并没有以命来规定人,反而是人“自命求天”,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认为是天命的体现。天道并不通过命来对人道起作用。 　　这样的天道和人道观在理论上向着唯物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他肯定了人在更大范围内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解放了人的理性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性精神,在哲学的层次上,使叶适通过对于人道和天道的论述为自己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