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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当前曲艺创作抒写角度问题 　　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无质量，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活水源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对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回顾当前曲艺创作现状，让我和我身边的同行甚感不安。这些年来，我们曲艺界不缺活动，也不缺作品。在众多的征文、评奖、大赛、出版物中新作层出不穷。但是，有多少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多少是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应该看到，我们的曲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不能再沉浸在自我陶醉中了！应该胸怀坦白地直面现实，认真反思，让曲艺创作尽快走出误区。 　　本文试图通过学习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针对近阶段曲艺现实题材创作中出现的抒写角度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找出现今曲艺创作观念与人民的精神诉求之间的错位和距离，从而把视觉聚焦于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创作出真正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对于一个作者，抒写角度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角度选择决定成败，是我们是否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标尺。从什么角度观察生活、感悟生活、选取素材，是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艺术追求等方面的集中体现。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作品呢？只需我们翻开历史传承下来的那些曲艺说唱脚本，即能看到许多光彩夺目的范例。如《包公传》《岳飞传》《杨家将》《鞭打芦花》《朱买臣休妻》等众多传统作品，皆因能把“根”深植于生活的土壤里，以人民的视角关注生活，表达人民期盼正义、向往幸福的精神追求而广受人民的欢迎，并得以世代流传。如果拿这些传统的优秀作品与我们笔下的现实题材作品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其差距主要在于抒写的角度。当前，一些作者习惯把创作选题的目光聚焦于临时的政治热点和某些文件的思想导向上，在其框架中凭空编织故事，而无视生活的真实性。他们在写作中忽略了人民的诉求，从而导致作品的表达与人民的所思所想严重错位，失去了艺术的光辉。 　　文艺作品必须有生活之根，一旦脱离生活必将陷入情不通理不顺的泥潭。下面列举几例现实题材作品，由于“无根”的凭空假想，出现了情节设置雷同、逻辑混乱、前后无法照应的现象。如湖北大鼓《白菜宴》（“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优秀作品集3）：故事的切入是因白菜成熟得晚而滞销，引发农民眼看着白菜烂到地里而犯愁。但是，这一关键“戏眼’，就出现了与现实生活严重错位的问题。在生活中，农产品丰收却卖不出去的事时有发生，其原因都是因为生产过剩或信息不畅所至。然而，白菜成熟得晚不能成为造成滞销的原因，相反，正常成熟的白菜，集中销售季节已过，晚熟的白菜正好打个时间差，岂不能卖个好价钱？其二，村书记为了帮助村民找销路，特意在饭庄安排了一个白菜宴，用来帮村民推销白菜，这样的情节是不合情理的。试问，吃白菜与找销售市场有什么内在关联？如果为了让村干部认识到帮村民销售白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让村干部到地里看看满地销售不出的白菜，岂不更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又如唱词《王婆骂瓜》（“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优秀作品集2）：故事写瓜农王婆，因丢了西瓜而骂偷瓜人。村长艾大家说：别骂了，你翻翻你旁边的土坷垃。王婆伸手在土坷垃下找出一个包着五十元钱的纸包。王婆看了包钱的纸条才明白，是乡领导下乡视察工作，在又热又渴的情况下，为不扰民才摘了王婆的瓜，因王婆不在场而把钱压在土坷垃下并写了纸条。这样情节的作品，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作者运用早年的旧套子，因此，这是一篇典型的概念化、模式化作品。在满地土坷垃的田地里，压下一个纸包就不怕王婆找不到？村长艾大家眼看着乡领导找不到王婆，为啥不把钱转交给她，硬让领导把钱压在土坷垃下？非要等王婆骂了人才告诉她实情？这样的情节合乎生活情理吗？另外，作者为了表明村长是个好村长，竟给他起了个名字一艾（爱）大家。这样标签化的直白，可谓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再如山东快书《焦裕禄退鱼》（“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优秀作品集3），焦书记下乡路过一个鱼塘，对看鱼塘的何大伯只说，你弄几条活鱼送到县委，却不说送县委干什么，看鱼塘的何大伯误以为焦书记想吃鱼，造成他三次送鱼又三次被退回的麻烦；又如《喜逮鸭》（《曲艺》2014第4期）中的村长和金县长，只说要田大伯逮二十只母鸭，却不说逮鸭干什么。田大伯误认为金县长想弄几只鸭捞点油水，结果害得养鸭户田大伯老两口满院逮鸭、杀鸭，杀完鸭、再逮鸭……这样的领导干部怎能胜任工作？相反，由于他们的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给人民群众带来诸多慌乱与不安。这样的描写，不但达不到歌颂的目的，反而给他们所歌颂的对象平添了一些灰暗色彩。应该特别指出，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