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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绩李白研究 　　文史专家王定璋先生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省社科联资深学人，勤于治学而成绩斐然。2009年，他出版了一部55万字的论文集《学海蠡测――文史思辨录》（巴蜀书社出版），博得学界好评。2013年，他再接再厉，又推出几乎同等篇幅的姊妹篇《学海问津――文史沉思录》（巴蜀书社出版），颇获学人首肯。王定璋虽说是文史兼修，但更擅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尤以治唐诗见长。这部《学海问津》，71%的篇什谈的都是唐诗；而唐诗中，又以将近一半的文字说李白。可见定璋先生对1000多年前的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大诗人的仰慕和青睐。先生视野中的李白，既风流倜傥，心雄万夫，又理想远大，心怀天下。不过，先生并未就此却步，而是深入风流李白、理想李白的心灵深处，读到了一些更为珍贵的李白品质、李白特质。与此相应，先生还对李白研究中的一些难点、疑点进行深入解析，或剥茧抽丝，或另辟蹊径，最终得出能自圆其说且可服人的结论。由是可以说，先生的问津之旅是辛苦而成功的――他的独到的李白研究，是其硕果。 　　揭示出李白于当代的文化意义 　　学者多认为，李白的思想来源是道家或道家兼纵横家。王定璋先生在《学海问津》一书里提出，李白思想当是儒、道、纵横甚至还包括兵家的混合体，其《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即是印证。先生说：“李白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设定，是兼容了儒家的用世之志和进取精神，道家的养真修性、功成身退和纵横家的由草泽直入龙廷、以纵横王霸大略实现自身价值的整合。”先生指出，李白有强烈的功名欲望，期盼出将入相，“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然而，李白谋求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以牺牲人格为代价，“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是要与王侯卿相乃至帝王进行平等对话。唐代诗人群体是一个满怀自由思想与独立意识的群体，而李白则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或称领军人物。他的自由思想与独立意识最为突出，是其他诗人不能比拟的。王定璋将其定义为诗人的“主体意识”（即人作为主体在主客关系中对自己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认定，是自我意识中的核心），而“这首先来源于诗人的自信与自尊”，“对自身才能和前程的充分乐观自信”，“是其自觉意识到自己在生存环境中的进取力量和支配地位的必然”。 　　李白不是一个空谈家。他为了践行自己的人生抱负、政治理想而上下求索，虽四处碰壁却百折不挠。他在61岁时还想追随李光弼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一战，拖着病躯，匹马单枪直奔临淮，惜乎行至金陵身体已不能支，只能半途折返。须知他此时已有过两次从政失败的经历，九死一生，却仍无改悔，“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定璋先生说，这正是李白“执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之使命感使然，“热血赴国难”，“是很激励后人的”。 　　旧时一些学者很是小瞧李白干谒权贵和他的那几篇干谒书，比如闻一多先生就认为“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杜甫》，《新月》第一卷第六期，1928年8月10日）。郭沫若先生也说，李白“有他的十分庸俗的一面”（《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74页）。王定璋先生则不以为然。他提出李白的干谒权贵，乃是运用纵横术，“以王霸大略游说当权人物”，“像当年纵横家苏秦、张仪一样，取得执政者信赖之后建立伟绩丰功”。先生以李白在蜀中谒见益州长史苏?F的独特方式（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为例，称李白“不仅展现了平等意识和自主意识，而且对自身才能的充分认定与舍我其谁的主人气质也相当突出”。正因为李白以其“不谙世故的莽撞行为”去向苏长史“投刺”（递上名片），才获得苏?F的破格接见，并夸赞道：“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与安州裴长史书》） 　　总之，王定璋先生认为，李白首先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个敢于蔑视权贵，肯定自我，平交王侯，高扬个性与主体意识、以帝王师自许的人物。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他将人格独立与“士不可不弘毅”等思想提升到主体意识自尊自主层面，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更殊为珍贵，令后人感佩。这就是王定璋先生在《学海问津》里为我们揭示出的李白的当代意义。 　　还原了一个敢讲真话且忧国忧民的李白 　　学者都承认李白是他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旷世奇才；但一当论及其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时，便多摇头叹息，以为过于天真，甚至是糊涂了――这主要指其两次从政，即天宝三载（744年）入长安供奉翰林与至德二载（757年）误入永王?U幕。王定璋先生承认“李白往往把官场中的政治斗争低估了，把政治问题看得很简单、容易”。不过，他认为，这一方面是李白的政治欠缺，但另一方面又当视作为道德优点；因为他是“以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