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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体例探索 　　[作者简介]王同舟(1969－)，男，湖北十堰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摘 要]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表现出诸多方面的新变。在体例方面，该编年史的时间段设计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每一“阶段”与“时代”之前，分别设“引言”与“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特征。这一体例的设计，强化了编年体文学史的表现力。 　　[关键词]文学史；编年体；体例设计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189－05 　　 　　改变编年体文学史编著向来比较薄弱的局面，是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编撰《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学术追求之一。这一学术追求落实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填补编年体文学史的大量空白。这套《中国文学编年史》以十八卷、1400余万言的规模，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第一次提供了先秦、汉初、宋、元、明、清、现代、当代等时代完整的编年体文学史。仅就这项工程的规模之大与系统化程度而言，已经在编年体文学史的撰写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追求的第二个层面，是力求强化编年体文学史的表现力。这项工程的设计者清醒地意识到，要突破编年体文学史编著薄弱的局面，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编年体著作“量”的增加，而在于采用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手段，充分挖掘编年体叙事的潜力，从“质”的方面提高编年体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表现力。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探讨这套《中国文学编年史》(按：以下简称《编年史》)在编纂思想与体例设计上所作的探索。 　　在确定编纂思想与体例设计时，主编陈文新教授对诸种体例的得失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工程设计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在发挥编年体固有优势的同时，增强其描述时代风会和大局判断的能力。作为强化编年体表现力的重要措施之一，本套《编年史》引人注目地采取了有别于一般编年史的体例设计。 　　在《(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中，陈文新教授对全书体例进行了说明： 　　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全书《凡例》规定，“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作为“绪论”，不超过3万字；“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作为“引言”，不超过1万字。 　　采用这种新体例，首先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向上的时间序列”的设置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变化，会不会导致违背编年史撰写的基本规范从而名实相乖；分卷、分章是否具有较为充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绪论和引言的设置会不会违背文学史写作所强调的“实证性”；绪论与引言会不会导致类似“主题先行”的情形，从而引起选取文学史实方面的不当偏向。这些方面所涉及的复杂理论命题，在全书体例设计时已经得到充分关注，并且预先规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具体编写过程能全面、平衡地实现这一体例设计的预期目标。笔者有幸承担《晚清卷》的编写工作，下面试图结合编写实践谈一谈对这种体例设计的理解以及如何贯彻这一体例。 　　《编年史》的体例设计，其根本出发点在于融通诸种史传体式。这种融通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连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代表性作品也不排斥其它体式。就纪传体的代表作品《史记》而言，以年经月纬形式出现的“表”，其实质更近于编年体。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认为：“马、班史皆有表，……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并批评《后汉书》、《三国志》以下废“表”的做法。后来，《明史》、《清史稿》就重新采用了“表”的形式。从“表”的兴废可以看出，历史著作的体例存在一定的弹性，而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体例对于表现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又有互济之效。编年体的典型著作《资治通鉴》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积极吸收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优长的思想。《通鉴》叙事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在“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下，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完整记述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同时，又借鉴纪传体“论赞”的写法，以“臣光曰”的形式对相关人物的得失和事件所折射的历史整体走势进行评判。 　　诸种体式的融通互济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编年史》从时间段的设置切入这一问题。一般编年史以年为时间单位，这也是人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