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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中女性对子女随母姓接受态度实证分析 　　摘要：尽管法律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是长期以来，子女随父姓仍旧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基于台湾地区的调查数据，以性别和女性的世代、学历、婚姻与子女状况等人口统计变项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多数的台湾民众接受让子女随母姓，多半认为只要父母双方约定好或者母亲娘家没有人传香火即可让子女随母姓。不过仍有一定比例的民众认为无论如何孩子都应该随父姓，所持的理由不外乎是“一般都这样”，或是“传宗接代”。男性坚持子女要随父姓的比例比女性高，而在女性群体中，1950年代及以前出生、已婚有偶、2名以上子女数的受访者，有比较多的人认为子女应该随父姓。 　　关键词：华人社会；子女姓氏；随母姓；台湾；抽样调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陆与台湾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弹性化雇用策略比较研究”（13YJCZH16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政策学习视角下海峡两岸残疾人培训与就业衔接机制比较研究”（410500087）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0-0139-06 　　一、前言与文献回顾 　　2014年8月媒体报道，为了探索性别平等公共治理的协调推动经验，安徽省长丰县开展“姓氏变革”，即倡导新生儿可随父姓、可随母姓、可父母双姓，对随母姓的家庭给予1000元人民币奖励，此举引发各界诸多议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2条的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尽管目前难以找到随母姓人口精确的公开数据，但一般而言，从古至今，从父姓是大多数家庭决定新生儿姓氏时的选择。 　　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在性别平等议题上，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在与家庭领域相关的研究方面，马春华分析了波兰和匈牙利家庭政策的改革，发现新的家庭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母性主义”倾向，使得改革之后的性别平等状况反而有恶化的趋势①。蒋月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颁布实施的婚姻法案，发现各个婚姻法文本中有明显歧视女性的条款，更有忽视男女在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实际差异而要求同等履责的“中性条款”②。以子女随母姓作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其中曹丽娟以昆山市5位1980年以后出生的被访者为个案研究对象，发现“80后”婚姻中出现姓氏之争，表面上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实质上却受到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家庭结构转变乃至价值观念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他们采取了生两胎、采用新复姓等应对方式③。 　　台湾地区学界则有几篇与子女姓氏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如，陈昭如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台湾地区子女姓氏的修法改革历程，并以1985年为分水岭将其区分为“严格强制从父姓”以及“放宽从母姓限制”两个不同的阶段④。陈怡君对10位愿意参与分享新生儿随母姓经验的家长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让新生儿随母姓的动机主要有新生儿原生家庭要求、少数民族身份利益以及新生儿父母的个人权利与自我意识实践等三类⑤。在陈怡君的研究基础上，彭?{雯与洪绫君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让子女随母姓以人口方面的原因为主（例如父亲为外国人、母亲为少数民族或是无兄弟等），“性别平等”、“姓氏自主”等态度方面的原因为辅。性别平等意识较强的父母不见得在行动上会让子女随母姓，反而是母亲为少数民族或是无兄弟的家庭，会以性别平等或是公平等理由来强化让子女随母姓的正当性⑥。 　　彭?{雯与洪绫君两位学者不仅调查了新生儿父母对于子女姓氏的决定（随父姓或母姓 ）、理由（为何选择父姓或母姓）、决定者（谁决定新生儿姓氏）以及对于民法修正（即由“原则上从父姓”修改为“由父母约定”）的态度，同时也探讨了受访者的性别平等意识、随母姓的污名认知、姓氏自主观等问题，形成了截至目前少见而且完整的实证调查成果。本文与其不同之处在于，调查进行的时间较晚，样本的规模较大，研究对象是台湾地区全体民众，而非仅针对新生儿父母，并且集中在女性人口背景特征的深入分析上，同样具有积累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 　　二、调查方法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台湾地区“国家科学委员会”（2014年3月改制为“科技部”）资助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六期第三次计划，该计划由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该项调查以18岁及以上的台湾地区户籍民众（1993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为抽样总体，以台湾本岛为主要的访查地点。根据人口结构和经济情况对台湾地区的乡、镇、市、区进行分层，以台湾地区户籍资料作为抽样花名册，用分层三阶段PPS抽样方式，在2012年7到10月间，总计抽出4104份样本，实际完成2072份，完成率为50.5%。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四个与子女随母姓有关的题目，分别为“关于子女的姓氏，有些人认为应该从父姓，也有人认为可以从母姓，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