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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野下单位制社区建设路径模式与制度框架 　　内容提要单位制社区是研究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转型的一个关键对象。本文基于西安市红旗社区建设模式的经验研究，提出破解当前我国单位制社区治理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由基层党委、驻地单位、社会组织与物业公司等基于功能匹配与互利合作原则而形成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基层党建机制吸纳社区精英，借助各类文化社团激活再造社区凝聚力，从而改变社区集体动员难的问题；同时整合利用社区内外有利资源，适度引入市场机制，解决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实现以民生质量提升为导向的社区建设目标。 　　关键词单位制社区协同治理路径模式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104-07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再次体现了中央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城镇化战略”作为新一届政府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将成为今后各级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①在此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与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就被迅速凸显出来，因为无论是经济增长带动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还是社会改革遇到的大小民生问题矛盾，城市都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的焦点空间。而作为城市最基层体现的社区则是这一焦点空间的核心结构单位，它将是国家宏观的社会治理能力要求与城镇化战略在微观层面上的实践场。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三大类，“单位制社区”“商品房社区”与“城中村社区”。②相对于后两类而言，单位制社区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应用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就研究的学理意义而言，我国城市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型过程，社会成员身份也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或“社区人”，③因此，单位制社区既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传统，又具有市场经济时期的制度再造，是我们研究改革前后城市基层治理体制转型的一个绝佳观察对象。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微博时代的网络集体行动：动员机制与演化趋势”（13YJC840042） 　　① 张占斌：《李克强总理城镇化思路解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19期。 　　② 夏建中：《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年第5期。 　　③ 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管理世界》2003年第6期。 　　第二，从研究的理论视野上讲，长期以来学界对城市单位制的研究主要放在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体制框 　　架下，关注其对政治统治、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管理的多元复合功能，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2008年第3期。而较少从社会治理的基础结构、人们的交往空间与生活共同体的角度对单位制社区进行考察研究，张汉：《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所以研究转型中的单位制社区治理问题，有利于我们承接拓展原有的单位制研究理论。 　　2015年第10期 　　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单位制社区建设：路径模式与制度框架 　　第三，从时代背景变迁来看，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开始了重大调整，“社区”正式取代了单位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的组织载体，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 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但并不意味单位与社区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割裂与替代，相反在实践层面上，两种体制间既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也存在功能上的错位空缺。单位制社区与其他两类社区相比，类型构成多元复杂，发展形态参差不一，既有延续单位制的传统社区类型（如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类型为主的社区），又有单位制瓦解没落但在居住空间和生活习惯上依然保留传统色彩的社区类型（如国有企业改制后的传统工厂社区）。这导致单位制社区在现实治理中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矛盾，在国家对城市基层管理转向社区制后，很多单位制社区的类属单位部门希望将职工社区生活交给当地街道政府，但各地政府财政能力不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很难实现按照规定的社区管理建制要求，以至于社区建设流于形式，陷入“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二是制度变迁与心理习惯间的张力，虽然制度上国家在推行社区制，单位制时代生活成长的居民应该逐步适应社区管理的体制，但现实中很多人依然延续了“有问题找单位”的心理习惯（尤其是涉及较为尖锐的民生问题时），反过来迫使单位在维稳压力下不得不卷入职工的社区生活事务。对于中西部国企单位背景的社区而言，这种两难困境更加突出，许多单位制社区的民生问题在改制后愈积愈重，成为目前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