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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一种需要提及纪念方式 　　改革开放30年了，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时下，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以为也要利用这个时机，好好反思一下30年来还有哪些教训没有总结，还有哪些理论问题没有厘清，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重视和改进――目的与讴歌一样，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进步得更快，走得更好，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总结教训与讴歌成绩同样重要 　　 　　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各个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的正确经验，指导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以为还有很多的问题和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它对我们以后的30年和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或许更有益处。 　　邓小平在1989年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的讲话至今快有20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教育发展得如何呢?真正深入人心、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问题现在解决了么? 　　邓小平在1992年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也有1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还存在不到位、不配套、落实不够等问题呢? 　　邓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的宏大气魄指出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邓小平主动负起了他应负的责任，这种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对于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种全局性的失误，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有哪些环节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当时的决策机制是否还存在着问题，以后如何避免产生这样的失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往深里面思考，除了邓小平说的这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在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小一点但在某地或许是“最大”和“大”的失误呢?“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讲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人总是喜欢听好话，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因为在人们的大脑神经中枢里有一个“奖励中枢”使然，所以从小到老，从平民到领导，没有一个不喜欢听好话的。因此，研究一下奖励学，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实施微笑服务十分盛行也十分重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l，从体制和机制上研究解决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创造一个有利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和研究氛围，在我们这个有着封建专制长久历史的国度来说尤为重要。现在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我想，在充分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经验的同时，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30年的教训和失误，这也应该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吧。 　　 　　理论与实践同行 　　 　　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需要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恩格斯也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做得不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将其概括为“摸论”和“猫论”)来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应该与实践同行，否则，再多的“学费”也是不够花的。早在70多年前的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只有满腔热情，不问河的深浅宽窄就贸然下河，轻者打湿衣裤，重者还会丢掉性命。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中还有不少人就是以“交学费”为名，去谋一己之利或一地之利的。“过河”之前，我们为什么不再多测试一下水深和石头的方位，或研究一下“造桥”或“修船”的问题，多拿出几个方案让决策机关拍板呢?比起那些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