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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清理跨越时空电影产业文化经验 　　摘要：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既是在历史的文化继承空间中成长、壮大的，也是在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应对、处置中逐渐明了、坚定和坚守自身权力、责任、使命和目标的。因此，不管是回到历史深处还是面向当下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目标都在于突出我们已经获取的产业经验、形成的产业文化，考察其中有效并潜在地左右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各种文化要素，去除枝蔓、突出重点，把理性的思考聚焦到产业发展焦点问题的全面辨析上来。而这个焦点就是产业文化传统及其继承。 　　关键词：电影产业；文化经验；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4-0555-06 　　 　　由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可以说，我们并没有一个明显并且一以贯之的产业文化传统可以继承。20世纪20～40年代的产业理念、产业目标和产业文化体系完全不适用于其后的共和国电影发展时代，“产业”变“事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产业的历史文化记忆被逐渐抹平并趋于消失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产业文化及其实践行为的空白时期，90年代以来的产业发展在空前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中，从业人员尤其感受到自身内在文化发展的瓶颈制约后果。尽管新的文化可以不断被接纳、吸收和缓慢消化，他们依然能够痛苦地感受到历史匮乏所形成的内在虚弱。因此，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吸收很多有用的经验，让现实和历史在对话中形成一个有益于电影产业去除文化焦虑的思想空间。 　　中国电影发展无论是在它的原始时期(20年代)、中兴时期(40～50年代)，还是当下的转型时期，生存背景和思想追求之间都是有很多共性的。 　　首先，他们都是域外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国电影的兴起完全是域外电影文化的传播产物，比如先是新式电影器械的传输，继而是西方影片的输入，然后是国外投资影院的兴起，最后才是国产影片的规模性出现。至于当下电影产业发展的各种困境又有哪一个能够逃离国外文化的影响源头呢? 　　其次，他们都是现代化的转型文化表达。尽管20～40年代的电影现代性并非五四意义上的现代性，但它作为现代都市现代化内容的有机构成正在得到人们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也就是说，电影产业的发展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给传统的中国文化带来了新鲜而陌生的刺激，使中国人可以通过电影的消费进入到一种新颖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新颖的文化熏陶，最终形成自己新颖的文化观念、文化立场。 　　再次，他们都是民族思想的强烈表达。在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之一的《电影周刊》创刊号上，编辑吴铁生撰文表示：“电影足以改良社会习惯，增进人民智识，堪与教育并行，其功效至为显著。”同为中国早期电影重要角色的神州影片公司创办者汪煦昌也曾这样认为：“电影为综合之艺术，电影艺术为世界之一大实业。世界人士且公认为宣传文化之利器，阐启民智之良剂。一片之出，其影响于社会人心者殊巨。盖以能于陶情冶性之中，收潜移默化之效。影片而良，人心随之而趋上，影片而窳，世风因之而日下。”正是基于这样普遍的从业心理，中国电影人很早就倾向于把电影看成是教育国民的工具与改造社会的利器，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明星影片公司始终身体力行的道路就是坚持艺术教化社会、电影救亡启民主张。郑正秋认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并呼吁各路先生们“替中国影戏多多地留一点余地”，“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 　　最后，他们都有一种和域外电影争生存的雄心。“商务”制作电影的目的，就是有鉴于中国上映的外国片“轻薄险诈，甚为风俗人心之害，到处演行，毫无节制”，而外国人在中国拍的纪录片“又往往刺取我国下等社会情况，以资嘲笑”，因此，“商务”要“分运各省省城商埠，择地开演，借以地址外来有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运售外国，表彰吾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情”。在30～40年代中国电影跟异域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正面较量的时期，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可以用残酷壮烈来形容。但严酷的生存竞争并没有使中国电影产业衰落、崩盘，相反，这种商业上的竞争、市场上的较量，不仅使得中国电影产业多方寻求产业发展新道路，比如集体左转寻求思想立场的突破，比如制作更为迎合观众口味的各种类型片，而且正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形成了中国电影独立的文化路线和产业经验。 　　通过对中国电影不同时期所共同面对的各种主题或者问题的简单勾勒，我们可以说，回到历史现场，对那些积存的经验材料进行分析总结，可能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正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为简明起见，我们采用主题式的论说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我们跨越断裂性的产业发展历史，不拘泥于细节地凸现产业经验的普泛性和共同性，从而能够形成点面结合的产业阐释范式，在文化传承和文化消费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