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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质疑关于竹内鲁迅三个命题 　　[摘要]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 　　[关键词]“竹内鲁迅”；文化范本；见与不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14－05 　　 　　毫无疑问，自2005年《近代的超克》出版以来，中国文学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关注竹内好这位“失踪”了二十年有余的日本鲁迅研究家。早在1986年的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就以日本未来社1977年12月26日第15次印刷版为底本，由李心峰翻译了竹内好那本著名的《鲁迅》。不过，就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至少在一年以前，中日文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吉林大学的刘柏青教授即已出版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在《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一章中，用大量篇幅对当时人们还比较陌生的“竹内鲁迅”做出精道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据桂琳女士的统计，在这之后的1987到1993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章也只有3篇”，直到2005年《近代的超克》出版，竹内好一系列表现出强烈情感介入姿态的鲁迅研究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追捧。然而，笔者以为，正如竹内好在它的鲁迅研究中有着种种的“见与不见”一样，在“竹内鲁迅”热度不减的当下，我们必须保持某种清醒。很多学者以为竹内好的意义恰在于其将鲁迅作为一个有效的参考系，照亮了日本在“近代化”(即汉语语境中的“现代化”)道路上对“回心”的缺失：即不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更生(对“绝望”的绝望)，而是被动地转向西方模式。这大致不错，然而需知，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在背离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展开，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其鲁迅研究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国族意识，在这一点上，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关涉到日本“近代性”的诸多面向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笔者以为，我们现在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第一，不论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具有多么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毕竟有其发生的历史语境和前提，那么，在这个高峰出现之前的日本鲁迅研究究竟呈现出何种面貌，它们又与“竹内鲁迅”构成何种关系?第二，在某种意义上说，“竹内鲁迅”由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历经20多年的时间而成为新的热点被人们关注，这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史脉络，成为一个颇有意思的文化“文本”，值得从更广泛的文化生态向度给以审察，从而对几十年来我国的鲁迅研究与嬗变中的文化生态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进行关照和反思。第三，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剖析“竹内鲁迅”的“见与不见”，指出竹内好对鲁迅独到的理解和不可避免的缺失。以上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面做一个大致的解决。 　　 　　一、流脉：“竹内鲁迅”之前 　　 　　如果将“竹内鲁迅”看成是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巅峰”，那么促成其高度的土壤必然是不能忽视的。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将触角伸得过长，笔者仅仅选择藤枝丈夫、佐藤春夫、增田涉、小田岳夫作为定点，试图勾勒出竹内好之前鲁迅研究的基本向量。事实上，在研究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我们遗憾地看到竹内好之前的学者们在鲁迅研究中对“外在因素”的过分倚重，这里的“外在因素”包括中国本土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意识形态影响、以及通过与鲁迅的多次接触获得的“印象记”之类的第一手材料等等。 　　藤枝丈夫的鲁迅批评(我姑且称之为“批评”，而不是研究，因为他关于鲁迅的言论带有“时评”性，而在我的研究中，他的这些言论也仅仅具有史料的意义)从一开始就标示了其独立性。1927年前后，他发表了多篇关于鲁迅的言论，且都充满了贬抑之辞。“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更引人注意的是，在1928年7月份出版的《战旗》杂志上，发表了藤枝丈夫和日本著名作家三田清三郎访问成仿吾与郭沫若的文章。我们暂时将视角切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流脉上来：1928年，正是成、郭两人发表《英雄树》、《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重要文章的时候；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同样是在这一年，他们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展开猛烈地批判，认为鲁迅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查可靠的史料，藤枝丈夫他们发表文章的《战旗》杂志其实刚刚创刊不久，就在同年的创刊号上，日本无产者艺术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