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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链接一国两制模式下法制发展与协调探论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方略调整,停止两个政权对立状态,由此形成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同抗日救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也是国共合作历史经验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对抗战时期一国两种不同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但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国家法制演进和协调产生了重大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法律;“一国两制”;法制协调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11-0051-0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国民政府是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法律制度也不尽相同。然而,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边区政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行政管辖,成为国民政府领导的“特别行政区”。由此,援用国民政府的某些法律就不可避免。这样,出现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法律基于“国共合作”大局的法制协调。这种法制协调,是抗战时期形成的“一国两制”模式的结果。其对于新时期“一国两制”模式下,正确认识港、澳、台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一国两制”模式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优选模式 　　 　　1937年,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四项保证”从理论上看,已经具备了“一国两制”思想的雏形:第1项“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第2项“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体现了“一国”思想,即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第3项“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第4项“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体现了“两制”思想。其中第3项是政治制度,第4项是经济制度,是在“一国”之下实行“特区”制度。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状态,在+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这一主张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全国各阶级团结抗日的普遍要求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主动提出的。同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承认,使得通过一国两种不同制度的方式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现实,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和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也是国共合作历史经验的结晶。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但这种一国两种不同制度的践行保证了抗战取得最终胜利。 　　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处于事实上的分离状态。两岸采取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要实现祖国统一,是利用战争方式解决,还是开诚布公地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问题。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枢时,首次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结构模式,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相对于“一国一制”(主权与治权相统一,权力高度集中)与“两国两制”(主权和治权相分离,导致国家分裂),“一国两制”主张在主权统一下,治权相对分开,实行高度自治,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或国家分裂。“一国两制”将单一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复合的国家结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避免了各种“邦联制”之短,又比目前已经提出的各种“联邦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在香港、澳门地区先予践行,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一国两制”模式的确立是成功的。台湾与香港、澳门地区虽然有许多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但毕竟它们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实行与中国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基于“九二共识”,2005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与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揭开了两党关系新的一页。此后,“共同愿景”列入了国民党的政纲,连战、吴伯雄主席致力贯彻落实。2009年7月26日,马英九先生当选国民党主席,明确表示,将建议把“共同愿景”继续列入国民党的政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对抗战时期一国两种不同制度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保证台湾的繁荣和稳定,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前提,也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