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村庄精英治理情境与过程探析.docVIP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村庄精英治理情境与过程探析 　　摘要：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我国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村庄精英主导的。在历史与逻辑的视野下，选取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对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度剖析发现，现阶段的村庄精英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继续改善的必然性，从精英治理向民主治理的过渡乃是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村民自治；精英治理；内在机理；民主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26-05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村庄精英主导的，广大普通村民的参与度很低，在村民自治的形式之下还存在着一定的精英治理现象。那么如何理解当前的村庄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笔者认为，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选取情境和过程两个维度进行解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鉴于情境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只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宏观层面进行阐述，以期形成我们了解当下村庄精英治理的一个整体性背景；同时，从过程的角度剖析现阶段的村庄精英治理，具体包括对村庄选举、村务决策与管理、村务监督等环节由村庄精英控制而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公共权力体系之外这一现象的关注。 　　一、情境探察：历史与现实二维因素的交织 　　现实中的任何现象总是基于特定的情境才得以发生，因此，对村庄精英治理的探索离不开对其特定情境的考察。莱夫认为，“情境……它意味着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许多层面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实践与活动系统中社会过程的其他方面具有多重的交互联系。”[1]笔者这里引用“情境”这一概念，主要是想表达目前我国村庄精英治理产生的一个抽象的背景，既可以理解为环境，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层面的环境，确切地说是历史与现实二维因素相互交织后产生的一个内涵相对丰富的背景。对此背景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出影响村庄精英治理的宏观变量，这里主要选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政治情境：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的融合。对于乡村研究来说，村级治理的权威来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村级治理过程就是权威的运作过程。笔者认为实践中的村级治理权威有三种来源，一是行政性赋予，二是社会性赋予，三是行政性赋予与社会性赋予并存。当然这是一种笼统的划分方式，因为即使在前两种类型里，往往也是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相混杂的，只不过其中一种居于主导；即使在第三种类型里，往往也存在两种权威对比上的非均衡，只不过任何一方都无法绝对性地排斥另一方。现实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进一步认为，传统社会时期我国的村级治理是基于社会性赋权而运作，人民公社时期的村级治理是基于行政性赋权而运作，现阶段即乡政村治时期的村级治理则是在行政性赋权与社会性赋权融合的态势下运作，这也构成了目前村庄精英治理的宏观政治情境。 　　在传统乡村社会，乡绅依靠“权力的文化网络”走上了乡村政治的舞台，而国家政权也只能依靠绅士实现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2]在“双轨政治”的格局下，尽管政治国家这种“横暴权力”随时都可以侵入乡村社会，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乡绅主导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村级治理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性赋予。实际上，乡绅阶层首先通过科举制得到功名，利用功名获得公共身份和财富等，然后介入乡村事务，充当村庄社会的“保护型经纪”，从而促成了地方性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从来源上看，与现代自治权是一种赋予性权力不同，传统自治体的自治权是一种内生权力，而现代自治体的自治权是一种赋予的权力。我国传统乡村自治中，自治权来源于乡村场域中的地缘或血缘共同体。乡村社会秩序是一种自发秩序，广大村民的家族感更为强烈，而国族意识则相对淡漠。简言之，我国传统社会时期的村级治理是在社会性赋权的基础上运作的。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在村级治理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体现全能主义政治的特征。在此情形下，国家权力成为了无所不能的东西，国家的乡村整合也空前彻底。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权威取代了乡村社会绵延千年传承下来的社会性权威，村级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科层控制特征。随着乡绅地主、宗族势力等传统精英被打倒，清一色的“根正苗红”的农村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行使的正是科层权威。此时期，村级治理的权威完全来自行政性赋予。 　　改革开放后，进入乡政村治时期，国家行政权力已基本从村庄场域撤出，乡镇政府指导而不是直接领导村委会开展工作。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农村社会自身权力的行使在法理上划分了一条界线。这一边界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上收以及村庄自治权力的萌生和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3]6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村级治理的权威就来自社会性赋予。在乡镇政府权力撤出村庄的同时，国家在村庄还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