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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和现实结点上新时期乡村出路探索 　　[摘要]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探寻乡村的出路问题理应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背景下探寻乡村出路的时候，一种新的乡村发展理念能否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这两者的聚合中得以培育，这将成为新形势下乡村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新乡村治理理论视野下的以乡村诸要素“现代性”培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社区建设运动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社会学解释。 　　[关键词] 乡村建设运动；历史与现实的结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22―05 　　 　　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历史与现实中的乡村出路的探索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们就曾就旧中国乡村的出路、乡村与城市何者优先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学派的争论而言，主要有两派：一是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主张“以乡村的发展带动城市的繁荣”的乡村建设学派；二是以吴景超、陈序经为代表的主张“以都市的繁荣、西方先进的文明带动乡村乃至中国发展”的反乡村建设学派(有的也称他们为都市学派和全盘西化派)。各方的论战虽然都因未能从根本上找到旧中国陷入困境的根源因而也都未能找到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有效路径，但学者们在既定的社会架构下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作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梁漱溟、晏阳初等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所领导和亲身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孙本文就乡村建设运动有如下评述：“第一，他们认定乡村为我国社会的基本，欲从改进乡村下手，以改进整个社会。此种立场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就目前我国状况而言，乡村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农业为国民的主要职业，而农业不振，乡村生活困苦，表现为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故引进乡村，至少可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张本。第二，他们确实在乡村中不畏艰苦为农民谋福利。各地乡村工作计划虽有优有劣，有完有缺，其效果虽有大有小，而工作人员确脚踏实地在改进乡村的总目标下努力工作，其艰苦耐劳的精神，殊足令人起敬。”时至近日，关于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乡村的真正出路在于缩小乡村人口，将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以城市化带动乡村的发展。也有一些学者则鉴于城市的容纳力的担忧对大量乡村人口移向城市持谨慎态度，主张走“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就中国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西方文明的引入，从而现代化的进程也正是不断学习西方、与西方接轨的过程。这一观点可以在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依附理论那里找到它的理论源头。与此观点相反，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源动力启动下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经验、管理方式及其理念以及各级政府在引进这些要素的过程中所推行的政策及相关的政治行为对各地的现代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依靠各地区自有的传统社会、文化资源优势在外源动力启动下进行自我转变和调整以实现其在内外源动力聚合基础上的内发发展才是真正的现代化过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虽然并不否认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现实成果对我国现代化的积极推动作用，但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而是一条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道路，在这里，中国自有的传统社会、文化资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自己。循着学者们探寻乡村发展的路径，我们似乎可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争论中依稀看到关于乡村如何发展、出路何在等根本性问题依然是新时期我们探寻乡村出路、实现乡村突破性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和困惑。 　　毋庸置疑，随着我国各项改革深入、持久地进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都市化的文明伴随着网络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逐步融入到成为世界一体的现代文明中去，反过来，世界各种类型的文明也通过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对我国的城市文明产生影响。从而使本来就有异质性特点的城市文明更加多元化和异质化。就乡村而言，虽然固有的传统在部分领域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但是，随着乡村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工具和手机、电话等通讯设备的普及和乡村社会流动(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乡村社会和乡村居民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和深刻的变革。但我们以此就可以说乡村社会及其所内含的社会特质在我国的主体地位就一去不复返了吗?或者，换句话说，城市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