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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服用精神活性物质产生精神障碍实施犯罪行为责任承担与立法完善 　　摘要：行为人因为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导致精神障碍进而实施犯罪的，尽管行为人犯罪时处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但如果引起该状态的原因行为发生时其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就可以认定其行为的可罚性，这不仅符合刑罚的功能，且未违反罪行法定原则。 　　关键词：精神活性物质；精神障碍；原因自由行为；罪行法定原则 　　基本案情：2013年7月20日22时19分许，犯罪嫌疑人胥某某因对社会不满，携带剪刀、打火机等工具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的某中国石化加油站内，抢夺油枪未果后，又冲进加油站便利店内抢得一瓶机油，并将机油倒在身上，试图点燃引爆加油站，以威胁国家给他钱。公安机关现场检测报告书证明犯罪嫌疑人胥某某的尿检结果为冰毒、大麻、吗啡、摇头丸、氯胺酮呈阴性反应（检测日期：2013年7月20日）。犯罪嫌疑人供述称其过去经常去夜总会喝酒、唱歌，还吸食过“冰毒、麻古、摇头丸”等毒品，但称不记得吸食后的体验及最后一次吸食的时间，但坚称此次案发前没有吸毒行为。但广州市荔湾区某派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证实：该所于2013年7月18日处理一宗纠纷警情，对当事人胥长江的尿液进行毒品成分检测，呈冰毒阳性。据司法鉴定，胥某某案发时患“精神活性物质（毒品）所致精神障碍”，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病情影响均有损害。 　　一、精神活性物质导致精神障碍的概念界定 　　精神活性物质一般是指影响精神活动的物质。从法律角度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被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类物质具有不同程度的药物依赖性，一旦被滥用即可认定为吸毒行为，管制严格；另一类是烟草、酒等非管制物质，在使用时具有广泛性和合法性。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即行为人服用精神活性物质（通常是吸食或注射毒品）后，对人脑的神经中枢产生刺激或麻痹作用，导致行为人出现感知障碍，思维障碍和意识障碍，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控制。 　　因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导致精神障碍后实施犯罪行为，因为在案发时行为人的控制和辨认能力异于常人，是在精神障碍下导致的犯罪，所以行为和责任不是同时产生，以致在入罪及刑事责任承担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二、对因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导致精神障碍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并据此控制或做出自己行为的能力。犯罪主体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核心与关键要件，它与成立犯罪与适用刑罚密切相关。[1] 　　因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导致精神障碍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因为此类犯罪嫌疑人的精神障碍不是因原有精神病引起的精神障碍，即该类犯罪嫌疑人在精神上并不存在任何疾病，故而医学上将其归类为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从病理上看，该类型犯罪的行为人脑部没有医学上的病变或者异常，身体上也不存在任何病因，其在未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前与常人无异，有着正常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只是在服用了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后，对人脑的中枢神经产生了刺激，造成了精神系统的紊乱，才导致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暂时削弱或者丧失。[2]这与《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完全不同，因为该条规定的精神病人在未犯罪以前就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类犯罪嫌疑人的精神障碍是病理性的，其在日常生活中有异于常人的举动，并且许多举动也是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其辨认和控制能力自始至终受到了限制或者完全丧失，认识不到法律所保护的法益，更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性。 　　三、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在因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导致精神障碍实施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原因自由行为也称原因中自由行为，或原因上自由行为，最初来自于拉丁语法律术语“actiolibera incausa”。广义的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即使处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如果引起该状态的原因行为发生时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话，就该结果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完全责任的理论。” 这一理论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整体上把握犯罪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没有单纯强调犯罪行为时候的责任能力；二是寻找造成精神障碍的原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陷入麻醉状态，如自愿吸毒、醉酒，则属于原因自由可罚的范畴； 如果当事人是因为不可预见或者不可抗力陷入该状态，如他人在其饮用水中投入精神活性物质，通过控制精神意志唆使其进行犯罪，则不列入该范畴，一般这个时候刑法认为它属于教唆者的犯罪工具；三是强调精神障碍状态的暂时性，即当事人陷入该状态时间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可自行恢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