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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启示 　　[摘 要]市民社会在最近不断被学者们提及。特别是目前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明晰化，市民社会又成了人们的主要研究概念。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市民社会也在成长阶段，现在研究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在总结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同时，简要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国家 市民社会 关系 　　作者简介：马文静（1982-），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社区矫治。 　　 　　一、市民社会概述 　　市民社会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它的含义几经改变。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的、现代的以及20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文明社会是没有区别的。最初的市民社会是指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古希腊的学者往往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城市和城邦的生活状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市民社会一词，用来指代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具体地说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在公元前一世纪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根据安东尼布莱克的解释，在西塞罗那里，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安东尼布莱克，《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在这里，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是与野蛮人的社会或者野蛮状态相对应的。到了17世纪，市民社会成为自然状态的对立物，指一种比部落大且不同于部落的社会。亚当佛格森在撰写《市民社会的历史》时，他指的是一种较少野蛮生活方式的社会，一种以艺术与文学陶冶精神的社会（亚当佛格森，《市民社会的历史》）。市民社会被看作是一种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繁荣的社会。佛格森将以商业为目的的社团视为市民社会的特征。（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在18世纪，市民社会是多元的，至少它是一个具有众多私人活动的社会，这些活动在家庭之外，且未被纳入国家之中。 　　现代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市民社会由非政治性的社会组成。这种观点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来完善的。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我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加以介绍。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扩展为国家、经济、社会二分法，此种划分方法的依据在于经济（或者说市场）与社会的分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可见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我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概念范畴在不断地缩小。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并与国家相对的领域，它包括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被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二、不同学者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解读 　　国家与市民社会概念的相互区分，并不能使学者们在它们的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在国家的差异以及观察问题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种关系：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关系，二是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关系。 　　（一）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关系 　　洛克认为，人类最初生活的社会乃是一种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其间的人乃是理性人；他们与生具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三大权利，不互相伤害，每个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有权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虽然这种状态是一种比较完满的状态，但是毕竟因其间个人私欲间的冲突以及它的缺陷，而使人们放弃一部分权力建立政治社会，即国家。国家透过社会委托于其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一方面对公益负责，保护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财产权。另一方面，国家还需要对各大利益集团加以平衡和协调。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国家只具有工具性的作用，是手段而非目的。洛克曾经说过：“政府除了保护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目的”（洛克，《政府论》），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不能对市民社会作出任何决定的，它只是服务于市民社会。从表面上来看，洛克在阐述国家对人民的作用，实质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所发表的意见，即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一方面，从国家的设立原因来看，人民是为了保护自身而通过多数同意的社会契约让渡给国家的只是部分权力，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而主权则依然在民。如果国家违背契约而滥用权力侵吞市民社会，后者就可以依凭主权收回曾让渡的权力，可以不再服从国家，直到推翻它，建立新的政府。另一方面，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