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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和巴蜀文化研究新成果 　　蒙文通先生(公元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是著名国学大师，也是巴蜀文化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在现当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蒙先生学通儒、释、道三家。于经、史、诸子都有深入研究。不仅在史学研究、在道家道教研究、在佛学研究、在古地理、古民族、古气候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儒家经学、理学研究方面亦深有造诣。学术界对他的思想也颇有涉猎，但多在其上古研究和史学及道家道教等领域的见解上用功，而于其儒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则显薄弱。一方面，蒙先生学识广博。三教思想融合贯通，要把握如此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家的思想，其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蒙先生几乎一生都在研究经学、理学。并将治经方法纳入史学研究，经、史互治，经、史交融，要梳理其经学、理学思想，也并非易事。 　　因此，蔡方鹿教授与刘兴淑博士合著的《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7月版)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幸事。本人虽才识短浅，但对于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性格的经学、理学问题，则较为关注。作为川籍学人。对蒙文通先生更是满怀敬意。这里不揣冒昧，简单谈谈拜读该著作后的一点感受。 　　首先。《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对蒙先生的经学思想做了深入爬梳与挖掘，并归纳出五大特色：(一)继承廖平，阐发师说；(二)重视传记，经表传里；(三)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四)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其经学思想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到晚年又在第三变的基础上多少有些转化。这既是蔡方鹿教授长期关注、研治经学、理学的深厚知识底蕴的体现。也是对蒙先生经学成就深入探讨的结果。 　　其次，《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对蒙先生的理学思想也进行了梳理。指出蒙先生的一大观点――《大学》深得思、孟之统，揭示出蒙先生理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折中归本乎孟氏”。认为蒙先生有调和程朱与陆王、糅合儒释的倾向。该书也对蒙先生的主要理学范畴做了进一步分析与探讨。蒙文通先生在博涉儒、释、道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异常看重，认为“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千年之国史”，而从宋明理学可以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他所学极为广博，虽不专攻理学，但“尝谓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他对理学“几究心于一生”，优游涵泳，反复嚼咀，躬行践履，其理学思想和素养不断地有新的进境。他在深研与兼治宋明理学的一生中。颇有独到的见解，正如中国社科院川籍前辈学人钟肇鹏先生在序中所指出的：“对理学虽讲的不多，只是语录式的几句话，但义蕴深厚。值得深入研究，加以发掘。”因此，《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对了解蒙先生的理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它研究经学、理学的方法。也可资借鉴。 　　第三，《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是“蒙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以往学界对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多以会议、论文、论文集等形式出现。而且多属概论、简介、叙述性质，尤其在有关蒙先生的儒学成就方面，论述不多。因此，《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可见写作者的用功之深。它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蒙文通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更多参考。 　　第四，《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对四川大学的校史研究做出了一份贡献。蒙先生在四川大学工作多年，得到他的指点和启示的人很多，全面梳理他的学术思想，有利于了解四川大学的学人及其思想源头和发展倾向。 　　第五，该书的出版，不仅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为全国的“大师”研究做出了努力。蒙文通先生出生于四川，到过全国很多地方，游过学，教过书，在图书馆工作过，其一生多数时间生活在四川。他的学识，钟肇鹏先生在序言中说：“余尝谓川籍学人，唯蒙文通先生会通今古，贺自昭先生学贯中西。皆卓然成一家言。”可见蒙先生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蒙先生虽与熊十力、林宰平、粱漱溟、余嘉锡、顾颉刚等诸多大师交往，特别与汤用彤、钱穆过从甚密，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却不及他们。因此，《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无疑为“蒙学”走向全国迈出了重要一步。 　　通观全书，《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具有如下特点： 　　其显著的特点体现在结构上：以介绍“蒙文通的生平与著述”引入，整部著作分作上、下两篇。上篇专论蒙先生的经学思想，认为蒙先生“每每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经学思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整个上篇，就布局而言，前辅之以蒙先生的经学思想“概说”，主体分别对蒙先生的经学发展史探源、汉代经学观、清代经学观、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最后以“蒙文通经学之特色”作归纳。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