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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中势认知术运用和责归宿 　　摘要：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关键词：儒商；商业文化；《史记》；《货殖列值》 　　中图分类号：K 234.1；F 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8)06－0030－05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如经营思想、理念，经营谋略，致富之道，关注民生富国利民精神，商业道德，商人操守、风采、行为准则、社会责任等等，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 　　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作者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学体裁，在我国史学宝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一、“商”：“商不出则三宝绝” 　　 　　司马迁《货殖列传》中“货殖”一词，据《辞海》“货殖”条目释文，即指经商，亦指经商之人，即商人。司马迁《史记》为贩夫走卒、鸡鸣狗盗之辈立传，《货殖列传》为经营商业的商人立传，开创了为我国古代商人写传记的先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国语》的记载：“农石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太史公进一步解释说：“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在司马迁看来，国家的经济活动，农、工、商和资源的开发要协调发展，缺一不可。这四者是百姓的衣食之源，源大了百姓的衣食就充足，源小了百姓的衣食就匮乏，百姓富了，国家就富，百姓不富，国家就不富。 　　在这四者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手工者生产的手工业品，矿冶等生产者生产的资源，都要通过商业这一渠道和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才能把产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使用者手上，所以商人、商业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梁，缺少它就无法实现富国富民之道。禁商毁商也就毁掉了这一桥梁，当政者切莫“夺予”，夺去“民所衣食之原”，不是“贫富之道”。 　　， 　　“商不出则三宝绝”，没有商业，“三宝”也就不存了。所谓“三宝”，司马迁指的是粮食、材料和制品。在他看来，如没有商人及其经营活动，百姓所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就无法满足，资源匮乏了，百姓就无法生活下去。司马迁在文章中充分肯定商人及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它不仅为百姓提供衣食之源，更为重要的是起了富国富民的作用。在司马迁看来，商业是致富最快捷的途径。他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虽然他也认为从事农牧业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因为末富有风险，他那个时代就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与打击，司马迁认为商人的致富之道是合理的，他们是依靠辛勤的劳动(“作力”)，运用谋略(“斗智”)，准确判断商情、抓住有利时机(“争时”)才致富发家的，因而不能加以指责。司马迁更从思想层面上为商人辩护。他认为追逐财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本性，“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出之。”因而人们应该做的是“各任其能，竭其力”，充分发挥他的能量和潜力。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我国古代有名的商人，如范蠡(陶朱公)、端木赐(子贡)、白圭、乌氏倮、猗顿、寡妇清、蜀郡卓氏、程郑、南阳孔氏、宣曲任氏、关中无盐氏由氏栗氏师氏等等，其中特别是范蠡、端木赐、白圭三人，成为我国商人效法的榜样。在旧社会，商家在店堂中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条幅，以尊崇和信奉他们二人的治商之道，白圭更成为同行业的祖师爷加以供奉起来。这反映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宣传成为商人的事例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影响。 　　范蠡为春秋越国大夫。在越国被吴国打败后，他向越王勾践献计，卑身厚赂吴王求和，自己去吴国作为人质。两年后，范蠡回国，与文种一起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辅佐越王，一举灭了吴国，雪会稽之耻。在功成之后，他喟然叹日：“计然之策也，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他乘扁舟行于江湖之间，变名易姓，经商贸易。至齐时名鸱夷子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