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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造成公众对其监督困境五大原因解析 　　【摘 要】本文认为，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造成公众对其监督困境的主要有以下5大原因――“官僚自利性阻挠”、“监督信息不对称”、“监督的免费搭车”、“受被监督者俘获”与“监督制裁权缺失”。 　　【关键词】公共物品提供；公众监督；原因解析 　　本文认为，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造成公众对其监督困境的主要有以下5大原因――“官僚自利性阻挠”、“监督信息不对称”、“监督的免费搭车”、“受被监督者俘获”与“监督制裁权缺失”。 　　5大原因具体如下： 　　1、官僚自利性阻挠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生活的领域，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领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官僚们（或政府工作人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私人领域中，官僚们扮演着与普通民众一样的“经济人”角色，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无可厚非、理所当然。 　　但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对他们的“公共人”角色的期待与要求，使他们必须担当起“公共人”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去维护与增进公众的公共利益。因为他们是被专门挑选出来执掌和运用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的担当特殊“公共人”角色的人。如果他们以“经济人”的角色在公共领域中出现，按“经济人”的角色行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被公众认为是不正当、不合理与不道德的，甚至是会有损于公共意志与公共利益的。 　　因此，通常人们都认为，官僚在公共领域中，无论是应然还是实然，都应该扮演的是“公共人”角色，运用公权维护与实现的是公共利益。然而，公共选择学派却颠覆了官僚在公共领域中只扮演“公共人”角色的传统，认为官僚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都只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来看待官僚在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人”的角色扮演，意味着官僚在公共领域中常常会出现自身的角色错位。 　　官僚们在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错位，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所追求的利益的偏差――由追求公共利益转向追求私人（包括组织利益）利益。这种偏差不仅是对官僚们在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公共人”角色的背离，而且是对公众的公共利益的侵害。 　　当作为公众公共利益的最终代理人的官僚与作为委托人的公众之间发生利益目标不一致时，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这时可能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比如：下面将要提及的道德风险或败道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官僚制实行的是层级节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与指挥，忠诚地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下级忠诚有效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指标与分配给自身的任务，便被认为是履行了责任。这种被履行了的责任只是履行了上级或组织所要求的责任。当上级或组织所要求的责任与公众所要求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官僚们到底是该履行谁的责任？是该向自己的直接委托人负责还是向自己的间接委托人负责？ 　　当官僚们选择了对上级负责，而上级所要求的责任与公众所要求的责任又正好冲突时，这时官僚们对公众来说，就可能存在着败德行为，即出现了道德风险。 　　官僚们的道德风险可能会提高政府行政的成本，增加公众的负担，降低政府行政的效率，如：本文正在谈的公共物品的政府的直接供给的效率。 　　当官僚可能存在败德行为时，对他们行为的监督也就成为作为最初委托人的公众所应该、也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然而，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官僚，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必然会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方式阻挠公众对其的监督，即反监督，如：下面我们马上就要提及的，政府以“涉密”为借口拒绝进行信息公开，从而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不管怎样，官僚的自利性都是造成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公众对其监督困境的原因之一。当然，造成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公众对其监督困境的原因，还远不止此，我们随后会一一介绍。 　　2、监督信息不对称 　　监督信息的不对称所导致的监督困境可分为3种：政府信息不公开所导致的、公众监督专业知识有限所导致的与高昂的监督信息搜索成本所导致的。 　　（1）政府信息不公开所导致 　　在经济市场中，企业会凭借垄断地位，滥用垄断权，做出一些有损于公众，对社会不负责的行为，从而产生垄断问题。而在政治市场上，人们发现政府作为政治市场上不折不扣的垄断者，也会滥用垄断权――行政垄断，做出一些有违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政府垄断问题，如：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政府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对外公开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息，人为制造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监督需要获得充足的信息，而政府会以种种理由，如：国家机密等拒绝向公众披露信息，致使公众因监督信息的匮乏而无法行使监督权。具体而言如下： 　　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发现，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 　　政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