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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研究 　　摘要：在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的快速发展要求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农村因为缺少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导致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取决于其经济绩效，以及其政绩经由媒介传播而被上级政府或辖区居民感知的程度。大众媒介受自身利益结构制约而形成的信息供给上的城市偏好，扭曲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引致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基础设施供给决策上的城市偏好。通过改变大众媒介信息供给上的城市偏好，弱化地方政府官员决策中的城市偏好，可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基础设施；城市偏好；蒂布特模型 　　中图分类号：F2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3.008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轻、教育程度较好、收入较高的劳动力定居于城镇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17.92%上升为2008年的45.68%，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82.08%下降为2008年的54.32%①。城镇的快速发展需要国家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提供基础设施以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同时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新农村，国家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城市偏好并未得到根本弱化，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地区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1995年的0.77上升为2008年的0.86,而农村地区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1995年的0.23降为2008年的0.14②。如何扭转城市偏好，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现有对城市偏好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研究都将城市偏好作为研究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逻辑起点，而将城市偏好的产生根源归于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综合现有研究发现，多数研究忽略了媒介信息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致的城市偏好。本文从媒介信息角度分析城市偏好产生的根源，并具体分析城市偏好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这是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 　　 　　一、有关文献综述 　　 　　综合现有研究发现，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除了一部分阐述供给意义外，大多从供给绩效角度进行实证分析，而且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对此抱持积极态度。 　　Fan和Zhang运用1996年农业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在解释农村非农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力差异上作用重大，而且西部地区较低的生产力是由较低的农村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决定的[1]。 　　Gibson和Olivia发现，基础设施接触机会的不足和质量差制约了印度尼西亚农村家庭的非农企业发展。那些居住在路途遥远，公路质量差，电力不足并经常停电的地区的家庭，大多不愿意经营非农企业，从非农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也较低。而1993-2000年数据显示，农村村庄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与经营非农企业的家庭数量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2]。 　　Jones和Silva发现全球有10亿人缺少安全饮用水，20亿人缺少有效的卫生服务，而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问题。他们运用生命周期的方法，提出了以产出为基础的评估方法来检验科技、环境和经济的三类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贡献问题[3]。 　　Chandra和Thompson发现，美国的州际公路对各产业影响不同：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一些产业发展起来，而另一些产业由于经济活动的分布发生变化而萎缩；而且州际公路对经济活动分布也有影响，州际公路直接通达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而临近县的经济则受到冲击[4]。 　　Birniea、Geddesa、Bayfieldb、Midgleyc、Shucksmithd和Elston发现，对苏格兰农村数据基础设施研究的案例显示，数据资源使用者意识水平的低下，对有关的英国数据基础设施的中央政府参与的不足以及个体意识的低下，数据资源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已经成为社区导向发展的阻碍[5]。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有的一般研究都认为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水平会有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其可能会损害农村经济发展。如Berdegue等发现，智利农村使用最差的泥泞道路的家庭比使用修建较好道路的家庭从非农自就业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收入。这些作者认为，正是它们使用劣等道路，使得这些内陆家庭避免了与其他地区较大和较低价格厂商的竞争，从贸易角度上来说“保护”了一些传统的涉农工业活动（特别是酿酒） [1]。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文献都证实了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