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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14) 　　第十四节 “罪在朕躬”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史家评为治安良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期，只有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本长篇连载讲述的是“文景之治”。文，是指汉文帝刘恒；景，是指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这两个皇帝先后统治汉朝整整四十年。“文景之治”后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此，本刊特连载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的《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以飨读者。 　　汉文帝是被推上皇位的，和很多得志就猖狂的小人不一样，他在后来当皇帝的岁月里似乎一直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一种诚惶诚恐的低姿态。 　　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在他开创了帝王下“罪己诏”的惯例。 　　日食的提醒 　　司马迁在《史记》的《孝文本纪》里记载说，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阴历十一月“晦日”（三十）出现了一次日食。才过了半个月，到阴历十二月的“望日”（十五），掌天文观察的大臣又报告发现一次日食。 　　两次日食相隔才半个月，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天文现象。这应该是一次观察错误的报告，大概是把巨大的太阳黑子或者云层遮挡太阳误以为是日食了。司马迁把这个错误的报告保留在《史记》里，后来的史学家并不认可。所以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文帝纪》《汉书?五行志》都没有提到十二月望日的日食，认为实际上只有十一月晦日的那一次。 　　也有可能是司马迁觉得需要有这样连续两次的日食才能够解释汉文帝为什么作出如此大的反应。当年他实际上也可以想象，或许是观察天文的机构没有能够预测到这次日食，才引起汉文帝的高度重视，认为是上天某一个重要的宣告。 　　日食在古代社会总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人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现象。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日食是有规律的重复出现的天文现象，只有没有被预测到的日食才引起恐惧。于是就需要一套“救护”太阳的程序。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记载，那年的六月辛未朔（阴历三十日），发生日食，人们就施行一种擂鼓的巫术，来吓唬那个企图吞食太阳的看不见的怪物，并且在祭祀土地的社坛宰杀供祭祀神灵的牺牲。《左传》的解释是：这是一次非常的日食，因为是在阴气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发生的日食，所以要采取救护的仪式。 　　另外，中国古代也认为日食是“天变”最大的事件，《后汉书?五行志》注引一句成语“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日食也被认为是对人间社会的警告。《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春秋时晋国人伯瑕的话，说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这就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是上天对人间社会政治错误混乱的警告了。 　　首次明确的“罪己诏” 　　汉文帝在日食后很快就发布了一个诏令，要求向全国臣民颁布说明。这个诏令的意思是这样的： 　　“朕听说，上天生育人民，为了人民设置了君主，来养育治理人民。君主如果不德，施行的政治不平衡，上天就会显示出灾祸来警告君主。这次十一月晦日出现了日食，公然在天上显示出迹象，说明灾祸是很大的了。朕获得继承宗庙的大位，以微眇之身获得万民仰仗的君王位置，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只有两三个执政的大臣，就好像是朕的手足一样与朕一起分担。朕下不能理育众生，上拖累日月星三光的明亮，说明有着巨大的不德。” 　　以上这一段算是做了一个自我批评，当然顺便也捎带上执政大臣，因为施政的决策是和大臣一起做出的，上天警告也有可能是针对大臣的。下面这一段则是呼吁臣民向他提出批评建议： 　　“本诏令到达后，请臣民都要思考朕之过失，以及朕没有发现、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来告诉朕。并且推荐贤良方正的人，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帮助朕克服不足之处。” 　　这道诏令中，他还要求各级官府都务必要节省费用来便利人民生活。作为朝廷的举措，他宣布解散自他登基以来为防备政变而设立的卫将军指挥的军队集群，以及将朝廷太仆寺富余的马匹补充到驿站。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皇帝发布的“罪己诏”。 　　这个“罪己诏”确定了后世类似诏书的基本原则。不正常的自然现象是发布罪己诏的适当时机，皇帝应该表示一些忏悔的意思，表示要更好地领会贯彻天意的意思。汉文帝最突出的一点是请求臣民对自己提出批评，来帮助自己更好地领会天意。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公开呼吁，请求臣民推荐人才来帮助自己。这联系到他试图亲自掌握政治决策权、摆脱朝臣把持的做法，很可能他借着天灾来达到政治目的。 　　“朕之不德” 　　首次下达罪己诏后，汉文帝在他的统治期间，把下罪己诏作为一个经常采取的政治措施。 　　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夏天，汉文帝又宣布取消传统的“秘祝”。原来皇朝的惯例是，发生重大的天灾，可能是要不利于皇帝的，朝廷专门设立的“秘祝”官，就要秘密地向上天祈祷，把可能降临的危害人身的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