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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测水行动 　　何珊和同事们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村民解决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在湖北省襄阳市，他们与当地水利部门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让当地村小用上了安全水。在河南驻马店市大张庄，他们接受了村民求助，通过走访调研和协调，设计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暂时保证了村民有一个干净水源。“到底NGO在哪里？我们也在思考。可能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很专业的调研和检测，而是提供给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通路。” 　　4月11日，由于中石油管道泄漏污染自流沟，兰州发生了自来水苯超标污染事件。接连几天，市民纷纷涌进超市疯抢矿泉水和饮料，一箱矿泉水的价格被炒到了上百元。因为不敢做饭，一些人还囤上了面包和泡面。尽管媒体不断追问，政府不断出面澄清，但民众的恐慌并未能完全消除。 　　事件发生时，何珊正在广州的一场“源创马拉松”设计大会上忙碌着。有人在微博上问她，你们能去兰州测测水吗？何珊所供职的创绿中心，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水安全的环保机构。学理科出身，又从事水项目工作，她常常被朋友们视为“专业人士”。 　　兰州水污染事件，不出意外地遵循着一般重大环境危机的发酵路线：危险引发恐慌，各路专家出来辟谣，各种观点互相打架，演变为一场“技术之争”，不明就里的群众看得云里雾里，最终还是无法掌握真相。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谈“PX”色变。 　　“苯不是常见物质，需要到实验室才能检测出结果。即使我们最终得出了结论，也会被质疑。说到底，中国就没有独立科学家的概念。专家背后往往会有各自的利益集团，难以让公众产生信任感。”何珊有些忧心，“如果每个人都能想办法去发现真相，情况或许会有不同。” 　　水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中国水污染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事件发生后，腾讯《大家》第一时间推送的文章标题。该文撰写者孙凯认为，“兰州到今天才出这样的污染事故，已经是个奇迹。”此前，水利部曾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的水资源品质进行了评价，结果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 .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即使是占有4亿人口的城市居民，其自来水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新世纪》周刊2012年的调查：中国城镇自来水质检测次数太少。地表水厂一年只需要检测两次，地下水厂一年检测一次即可。至2009年底，全国县以上4000多家自来水厂中，98%仍使用传统工艺。而且老旧管网漏水严重，也容易发生二次污染。 　　去年底，创绿中心曾调研过78个村庄的饮用水安全状况，结果有20个村庄水量不足。水质达标的仅有32个，不达标的多达35个，其中硬度超标的村庄有12个，最高达到1310mg/L。此外，绝大部分村庄饮用水都没有经过消毒，有44个村庄的饮水使用地表水及浅井水为水源，再加上引水管道疏于维护，村庄饮水的细菌类超标情况非常普遍。 　　何珊和同事们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村民解决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在湖北省襄阳市，他们与当地水利部门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让当地村小用上了安全水。在河南驻马店市大张庄，他们接受了村民求助，通过走访调研和协调，设计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暂时保证了村民有一个干净水源。 　　遗憾的是，污染的加剧速度远远超越了救助的能力。很多时候，情况也比想象中复杂。内蒙古托克托县的官地营由于周边药厂偷排污水，污染了当地村民的井水，志愿者前去调研，还没进村就被人盯上，只能无功而返。河南焦作大家作村受到一家排污严重的上市公司的影响，为了阻止调查，竟私下派人把志愿者们团团围住。 　　去年4月发生的“芦山地震”被视为一个重建当地农村水安全的契机。创绿中心联合成都根与芽以及20多名志愿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雅安水安全工作组”，在26天的时间里，募得价值超过200万的净水设施，在灾区的62个学校和居民安置点，累计安装净水设备314台，为34012位相当于为10%灾区临时安置人口，送去了一杯干净水。“但是雅安的水质条件并不差。水安全是一个社会资源投入少，需要多方介入才能解决的冷门议题。因为地震，所有资源都集中到了那里。换作其他地方，我们很难获得这样的成果。”何珊说。 　　测水，一项公民实验 　　水是生命之源。这几年，公众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提升。可一旦面对环境问题，特别是参与到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时，人们又似乎束手无策。到底公众是否有能力保护流域安全、参与水环境议题，多数人都持不乐观态度。由于信息和技术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以至于每每遇到环境问题时，民间组织拿出的数据总与专家的结论大相径庭。不够严谨科学、不够全面客观，各种指责最终让公众失去了参与讨论的机会。 　　“到底NGO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我们也在思考。可能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很专业的调研和检测，而是提供给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通路。”何珊坦言这个“赋能公众”的想法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