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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新农村土地利用评价与规划策略 　　摘要：以湖北省武汉市边缘区的隆兴村为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视角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调研表明，土地流转后的新农村存在显著的土地利用非集约化问题。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判断其成因主要为村庄被动式老龄化、土地增值有限、空间规划失效和配套保障政策缺失。未来应该开展新一轮土地整理与空间规划以用足土地，开展基于乡村文化传承的宅基地置换、基于规模经营理念的农用地重新整合和基于定期需求度调查的公用地调整。 　　关键词：新农村；土地利用；非集约化；规划策略 　　中图分类号： TU984；F3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8-0268-06 　　收稿日期：2017-02-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编号：2042014kf0261）；长江大学植物生态与环境修复研究所开放课题（201606）。 　　作者简介：李 莎（1990―），女，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设计。E-mail：851985775@。 　　通信作者：谢 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研究。E-mail：bluesnailxp@126.com。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留下“老幼病弱”在农村利用返乡资金新建住宅，导致中心衰败荒凉、外围无序扩张的“空心村”成为普遍现象。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整治“空心村”、改变农村面貌、协调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了应对农村人口持续减少与农村用地持续增加的“人地”发展不协调问题，很多农村采取了土地流转的方式，然而只有部分村庄取得较好的改造效果，很大一部分村庄在进行改造后，因为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人地”发展不协调程度持续加重，严重制约了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进程。 　　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经历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阶段。英国的田园城市设想、日本的农村整理事业、韩国的新村运动、德国的城市农村等值化运动、法国的农村可持续发展村庄规划行动、印度的乡村综合开发运动以及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等[1]，都是用来缓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和城市之间矛盾的农村改造方式。近年来，由于我国村庄规划管理松散、原有村庄格局难以突破、土地产出效益低等原因[2]，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化、集体空壳化、科技空心化以及公共服务空心化等问题[3]，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流转是让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活跃起来的主要方式。其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土地流转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其核心理念是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并分享工业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4]。土地流转的模式呈现多样化，最初以自上而下的成都模式和自下而上的顺德模式为主，其后通过不断探索集体土地产权的创新设计，发展出山东模式、河南模式、安徽模式等多种流转模式[5]。具体到农村居民点整理和空间规划，可采用宅基地征用、宅基地置换、整治改造、渐进归并4种实施模式[6]，各居民点整理模式在经济可行性、资源利用性及农村发展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7]，但都力求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现有研究针对土地流转后的新农村建设问题还缺乏深入思考，导致从土地利用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从土地利用视角对土地流转后新农村的宅基地、农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展开调查，分析新农村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土地利用非集约化的原因，旨在为促进农村新型城镇化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随着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城市边缘区的城乡矛盾日益突出。湖北省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城市边缘区的农村成为了新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本研究选取该地域的农村作为调查区域，以武汉市主城区中心为圆心、以35、50 km为半径划定辐射圈，运用分层抽样法确定预调查村庄（图1），初次抽样结果为江夏区的张家咀村（35 km，距主城区中心距离，下同）、江夏区法泗镇的大陆村、蔡甸区的丁九村（35 km）、新洲区汪集街的余楼村（32 km）、新洲区汪集街的曹寨村（50 km）、汉南区?K洲湾镇的渔业村（50 km）、黄陂区的隆兴村（50 km）。通过对上述村庄展开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情况调查得知，黄陂区的隆兴村经过了较为成功的土地流转与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农用地流转开发，并对农村公用地和集体设施用地进行了集中建设。然而，该村庄的土地利用非集约化仍然十分严重。最终，本研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