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士商身份与《闲情偶寄》.docVIP

李渔的士商身份与《闲情偶寄》 　　摘 要： 本文对李渔的士商身份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从李渔的身份入手探讨士商双重身份对《闲情偶寄》的影响，从而解读该书蕴藏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李渔 《闲情偶寄》 士商身份 以人为本 　　李渔（1610-1680？），浙江金华兰溪人，明末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后居于南京，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贵人、文坛名流。一生创作不辍，诗、文、戏剧、小说文字甚丰，但唯独《闲情偶寄》是他毕生最得意之作。该书成于1671年，书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虽名为“闲”书，实则蕴含着非常丰厚的艺术与美学思想，是李渔一生才华的表现。 　　该书问世后一直受到好评。但是，人们在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同时，从不忘记批判李渔的为人。时人袁于令评李渔为人时毫不掩饰对其厌恶之情，曰“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亵。……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也。予曾一遇，后遂避之。”甚至鲁迅也不看好李渔，说他既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是一个“真正的帮闲”。 　　笔者认为，在李渔的艺术成就与为人性格巨大的反差之中，隐含着一种现世社会要求与个人命运选择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的社会现实时面对的压力和不解，这是造成李渔被误解误读的重要原因。 　　李渔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本人天资聪慧，刻苦好学，早期的人生目标主要是通过科举以博取功名。但是，1644甲申之变的战火，摧毁了李渔的科场梦，断绝了他的仕途理想。明清易代是我国历史上继宋元之后又一次为外族入侵，产生大量遗民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异族文化冲击后保持本民族文化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责任与承担的时代。李渔既是这一时期的遗民，又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身份归属决定了他必须遵守的、为所有遗民文人所共同约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即选择做一个旧朝遗民。顺应这样的时代要求，在鼎革之初，李渔辗转从金华到兰溪避乱，安心做了一阵子遗民。 　　但是，生计问题是困扰易代士人的一个现实问题。传统文人生存空间本就有限，无非作宦、力田、处馆、入幕，易代之际更窄狭。1652年，李渔移居杭州，开始“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涯。卖文糊口是其时文人谋生手段之一，本就为文人所不齿，可是他不仅以此谋生，更是把卖文作为谋财的手段。自此，李渔就逐渐从士人队伍中脱离出来，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和手段，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商人。 　　如何解读李渔的这一人生选择，我们可以从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找到答案。该书在大量史料研究基础上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进行了研究，其中第六章论“遗民生存方式”中提出“士处易代之世生存的艰窘，也由士论之苛造成”，“遗民处斯时斯世，非但不可出仕应征召，不可酬应干谒，且不宜为僧，不便讲学，不应为子弟谋科名……”，“遗民生存空间之狭，更是由通行于遗民社会的道德律令造成的”，“极端行为毕竟是对明亡这一事实的过激反应，本非常态，也难以持久。其时也不乏处遗民而‘慕平易’者;遗民传状中，‘不为崖岸崭绝之行’一类字样，往往可见”。用此解释李渔决定“卖文以糊其口”，最后弃儒从商在当时并非个案也是成立的。加之，明晚期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享乐之风的盛行，都在客观条件上为李渔的职业转向提供了机会和舞台。 　　尽管如此，传统价值观念与易代之际的道德律令仍然作为当时社会的强大习惯势力挤压着李渔，在维护传统道德面前，生计问题显得无足轻重，但是李渔恰恰背其道行之。他卖文糊口受到世人种种诟病，甚至到“不齿”之地，与他自身的行为有着重要联系： 　　一是，作为一个实际主义者，一个重利的商人，李渔挑战了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李渔不仅善于迎合市场需求，将自己擅长的戏剧创作与表演转化为营利的手段，从研究观众心理出发，不断创新剧目，而且大大弱化了传统观念中艺术的教育功能，强化了它的商品特征和娱乐功能。这种超越时代的商业行为在同期文人眼里简直是离经叛道，具有颠覆性。 　　二是，李渔善于攀附权贵，利用人际关系为自己谋利。李渔靠着家班受到达官显贵的青睐达到“打秋风”的目的，有时甚至是伸手乞讨。例如，他曾直言不讳地向刘梦锡乞讨：“知老父台厚待故人，不必定为不费之惠，倘蒙念其凄凉，而复悯其劳顿，则?袍之赐，不妨遣盛使颁来。”李渔的女婿沈因伯曾说：“妇翁一生，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当世既知之矣。至其言人所不肯言与不屑言，则尚未知之也。如‘朋友虽亲终让嫡，我非杖头人亦费’、‘最愁听处是无钱，若还我有君先有’等句，皆人所不肯言者。”在传统文人眼中，李渔的这种斯文扫地、自甘堕落、乞食嗟来之食的种种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三是，李渔身为遗民却违背遗民的交友原则，他寓居南京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