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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系统论翻译观阐释飘两个不同中译本 　　摘 要：本文运用文学的多元系统理论，基于20世纪40年代初傅东华译本以及90年代初李野光的译本，聚焦考察《飘》两个译本的不同翻译策略。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人名和地名翻译，词汇、表达和句型翻译，比喻翻译。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 《飘》 翻译策略 傅译本 李译本 　　一、引言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经济、文学等皆为系统而非各种独立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每个社会符号系统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相反是个开放的体系， 由许多不同元素组成，这些不同元素组成不同子系统。 它们相互交叉， 部分互相重叠， 各有不同行为， 却又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互相依存。 《飘》 （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一生唯一的作品，在我国有多种不同的译本，本文以1949年版的傅译本和1990 年的李译本为研究对象，在多元系统论的关照下来阐释不同的翻译策略。 　　二、《飘》的不同译本 　　（一）地点名词和人名的翻译 　　傅东华版《飘》： 　　地点名词的翻译：（1）Savannah：沙番；（2）Atlanta：饿狼陀。 　　人名的翻译：（1）Scarlett O’Hara：郝思嘉；（2）Rhett Butler：白瑞德。 　　傅译本给人的感觉就像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国家一样，所有的这些地名看起来都像是中国地名的取名方式，有很明显的归化翻译痕迹。傅东华在翻译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时，并没有采用音译的方法， 而是统统把它们换成了中国的人名和地名。 　　李野光版《飘》： 　　地点名词的翻译：（1）Savannah：萨凡纳；（2）Atlanta：亚特兰大。 　　人名的翻译：（1）Boyd Tarleton：博伊德?塔尔顿；（2）Stuart Tarleton：斯图尔特?塔尔顿。 　　而李译本则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让读者知道这个故事原本是发生在国外的，有异化的翻译倾向，两个版本不同的翻译与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词汇、表达和句子类型 　　首先，在傅东华版的翻译中，作者经常使用汉语词“儿“，但在李野光版翻译中，作者常将其省略或用其他的词代替。因此，傅译版比较口语话，让读者感到更亲切，相反，李版本更正式，如右表。 　　其次，在傅译本中，作者把外国那些幽默的、锐利的成语翻译成读者熟悉的中国成语，使得那些带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词语表达具有当地色彩，更易于迎合当时正处于迫害时期人们的心理。但是在李译本中，这些翻译都是很严格地从原文翻译过来而让中国读者感到不自然、奇怪，如： 　　（1）Source Text： Thus appealed to， Jeems gave up further pretense of not having overheard the conversation and furrowed his black brow. （Margaret Mitchell，2004） 　　Translation 1：阿金听见这么说，才晓得不是扳他的错头，便不再装了，立刻把他的黑额头耸起来。（傅译） 　　Translation 2：经他这一说，吉姆斯才打消了假装不曾偷听的主意，皱着眉头回想起来。（李译） 　　“扳……错头”是上海的方言，也是吴方言的一部分，从而让读者觉得这件事发生在上海。可见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2）Source Text： “Oh， Rhett， that’s blasphemous！”（Margaret Mitchell， 2004：527） 　　Translation 1：“哦，瑞德，这种话是罪孽的！”（傅译） 　　Translation 2：“啊，瑞德，说这话是亵渎神灵的呀！”（李译） 　　“blasphemous” 是指对神灵和宗教的亵渎。因为在中国有不同的宗教。西方人和中国人都会有不同的信仰，在此，傅译本考虑到了中国的宗教风俗，而李译本是按照西方宗教风俗翻译的，当时中外交流也在不断加强。 　　（三）比喻翻译 　　一部小说成功与否与小说里意象的新颖和生动有很大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明喻、暗语等写作手法对意象的描写起重要作用。一般来讲，这些手法的运用在英语和汉语中差不多。但包含了明喻和暗喻等意象，传达了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变幻多端的世界里。所以在翻译明喻和暗喻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如： 　　（1）Source Text： 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