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媒体传播特征变迁公知群体话语建构研究.docVIP

基于媒体传播特征变迁公知群体话语建构研究 　　摘 要：在当前网络文化当中，“公知”群体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有着复杂的多面性，公知群体在网络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危害性，众多学者虽从多学科多进路进行研究，但是始终无法获得共识。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往的研究普遍将公知作为一个稳定的群体来看待，而忽视了公知群体会随着新媒体变化而变迁。该群体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再到自媒体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实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到匿名的网络“公知”的转变历程。本文认为，传播媒体的变迁，决定了群体的传播的特征与语言策略，从而塑造了网络群体本身。 　　关键词：公知；网络传播特征；群体话语；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162-03 　　公知群体对网络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危害性问题，众多学者已从多学科、多进路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时至今日依然无法获得共识。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往的研究普遍将公知作为一个稳定的群体来看待，通过描述的方法来分析其特征，但很快现象就发生了变迁，而相关的研究就失去了其现实基础。究其原因，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公知作为群体其本质是由媒体所塑造的，这一群体始终受制于媒体自身的传播特征，而在过去的二十年正是媒体急剧变迁的二十年，公知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迁。受制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变动性，限制了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公知到底是谁？”这一问题，依然是当今公知群体研究，乃至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最核心、也是最为让人困惑的问题之一：他们到底是2000年前后由媒体评选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在博客和微博实名注册的演员、记者和律师，或是在当今网络自媒体上传播谣言的匿名网民？本文试图跳出传统描述式的研究方法，沿着媒体传播形态变迁和语言――身份建构的路径，来探析公知群体的变迁，从而进一步找出探析这一群体的合理方法。 　　一、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传播领域 　　所谓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指“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事实上，在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下，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确实产生了一批干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优秀学术著作和知识产品。”[1]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往往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传统追溯至美国历史学者拉塞尔?雅各比1987年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描述，他将热心介入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与身陷象牙塔的“专业知识分子”相对立起来；指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有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不仅给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还论述了“公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但令人遗憾的是，与雅各比反对的专业知识分子一样，该书并不是一本学术理论著作，并未从任何既有的学科出发，分析和探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起源、变迁发展和传播特点等问题。但是，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雅各比这样的论述并不显得唐突、贸然和无根基。实际上，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他是建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传统起源于希腊的哲学家和智者在市民广场上的辩论，传承于基督教文化，兴盛于近代的市民社会。 　　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一个公共的舆论空间，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当中通过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由三个要素构成，主要包括：（1）由私人组成的公共群体；（2）具有自由交流，沟通的媒介；（3）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公众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协商，最终达成具有批判性的共识，它是作为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缓冲地带的一个民意表达和民众力量的显示。这一过程，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历史而不断的变迁。在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建构公共舆论的人和作为舆论承载媒体的公共领域，而这两者又是在历史之中不断发展、相互形塑的[2]。 　　首先，公共知识分子是公共领域中形成公共舆论的主体，而公共领域的主体是随着历史不断变迁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列举了诸如：“代表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等多种领域。”在这其中，每一种领域都有其代表阶层和群体阶层，利用其自身的话语来传播其观点。传播学告诉我们，舆论的形成有赖于“意见领袖”的作用，那些经过系统教育而拥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拥有公共关怀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讨论，辩论协商，最终达成公众意见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作为观点的自由市场，是可以形成公众意见的。在这个领域中，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引导讨论和相互辩论，最终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