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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和谐文化视野道德法律及宗教关联性 　　摘要：道德、法律及宗教同是维系和调控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具有共同属性并且紧密联系。和谐社会建设中，道德、法律及宗教构成动态关联，在不同环境、不同群体中的向度和效度在博弈的过程中可以达到最优化。宗教、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方面分别能起积极作用，但其作用范围和程度都不是万能的。宗教本身常常带有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法律制度总有控制不到的角落；道德作用的力量在某些场合显得苍白无力。对道德和谐、法律和谐、宗教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进行研究就很有必要。我们要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努力健全法制，完善道德体系，科学地限制宗教信仰的负面作用，普及法制教育，弘扬道德传统，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道德、法律及宗教；博弈；合力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050-02 　　 　　宗教、道德和法律密切关联,两两之间的相互取代或部分取代现象时有发生，更多的历史时期内，三者共同构成维系和调控社会发展的手段体系。三者对社会稳定和个体培养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功能和效果。法律借助于国家机器来实现，具有强制力、规范化和高效率特征；道德借助于社会舆论来实现，具有广泛性、情感化和自觉性特征；宗教的特征往往游离于道德与法律之间；与法律相似具有他律性；与道德相似具有情感自觉性。宗教、道德和法律关联度在某个具体时期是通过博弈实现的，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需求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如何发挥宗教、道德和法律各自积极作用的同时克服或抵制消极影响，一直是统治阶级追求。今天，如何发挥让三者在博弈中发挥最佳合力，共同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是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 　　一、宗教、道德和法律文化关联 　　首先，宗教与法律的渊源考察。从婆罗门教（公元前7世纪）的《吠陀》、《法经》到佛教（公元前6世纪）的《律藏》再到印度教（公元4世纪）的《摩奴法典》，古印度宗教法规从来就在规范宗教活动的同时规范着世俗社会生活；从《摩西十诫》（公元前l1世纪）到《古兰经》（公元7世纪初）再到《圣经》（公元9世纪开始），中亚的这些宗教经典也都是当时或以后所在地区的法律总汇。法律脱胎于宗教是不争的事实。在宗教与法律混沌一体的地区和日子里，公共权力往往借助于神的力量发挥作用，法律与宗教曾经一起担当统治职能。《汉谟拉比法典》把古巴比伦国王称为神的代理人；中国历代皇帝自称“天子”；古希腊人以宗教教条为法律内容。从法律内容反映宗教禁忌、法律执行被宗教垄断等情况来看，在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早期，法律从属于宗教的表现明显。当然，从一开始，法律更多的是调控物质世界的欲望，宗教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理想的精神家园。 　　其次，宗教和道德的混沌一体有着久远历史。从古希腊柏拉图在《游叙弗伦篇》中以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对话的形式讨论神的命令和道德上的善孰先孰后问题开始，虔敬和道德就常常被看做是同一个东西，宗教道德化和道德宗教化的现象频发。宗教意识因人们灵魂深处对神的敬仰、畏惧而产生；原始宗教给予原始道德的支持也是通过原始人的这种恐惧和敬畏心理起作用的。原始宗教和原始道德混沌统一,都源于生产力低下，源于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需要。从宗教和道德产生过程可以看出，原始社会依靠宗教和道德两种调节力量实现了原始群体的团结有序。道德和宗教满足人类交往需要，许多约定俗成的思想意识（包括宗教和道德）被普遍地认同和遵从并内化为个体的自主性规范，持久地发挥作用。其中，宗教常常为道德涂抹上神圣的光辉并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将道德凝固为一种永恒。宗教因其从心理上强化了道德的意义而产生强劲的社会调控力量。 　　最后，法律自产生起就与道德密不可分。法律产生于道德，是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原始社会的利益分配最初完全依赖于人类的道德认同。但随着生活规模的扩大和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人类自我约束的局限性显现出来。单纯的道德原则已经满足不了社会需要，人们还得去寻找其他能够调控群体和谐的办法，如对死亡的恐惧、普遍的社会压力、氏族领袖的威信等。可见，法律是在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基本秩序时产生的。法律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 　　法律存在有赖于道德的存在。广大的民众之所以遵守，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也是重要原因。古希腊还没有独立的法学，当时的法学思想蕴含在伦理学、政治学中，彰显勇敢、节制等道德价值。道德激情在法律运作中极为重要。“雅典的司法机构更像是公共舆论的道德法庭。”[1]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颁布是法律独立存在的标志，然而，中世纪的神学又把法学当成婢女。 　　在中国，先秦儒家法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在性质定位上，先秦儒家法是一种“伦理法”；在伦理价值上，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