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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诚信原则规范图书出版合同履约行为 　　图书出版合同是出版者和著作权人之间就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等事项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双方基于诚信基础之上经协商一致后真实意思的表达。在图书出版业务活动中，出版者和作者本着诚信的原则开展合作，是顺利履行图书出版合同的基础。总体来看，当前出版者和著作权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融洽的，图书出版合同的履行完成率也是比较高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今社会情况复杂而多样化，少数人受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受金钱等利益驱动，导致心理浮躁、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以各种不正当手段甚至违法行为获取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干扰了出版领域的工作秩序。因此，正确认识图书出版合同的地位和作用，加强著作权人和出版者诚信文化建设，对规范图书出版合同的履约行为，促进图书出版事业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于诚信原则，端正对图书出版合同的认识 　　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或者受让著作权人的有关权利，都应该与著作权人订立书面合同。目前我们使用的出版合同文本基本上都是在国家版权局1999年修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标准式样)的基础上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些条款需要补充、修订和完善。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选题确立后，由编辑人员与作者商议合同文本，达成一致意见后再正式签约。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有些编辑人员对签订合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认为与高级知识分子合作，可以不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编辑人员由于长期与作者打交道，经手的图书出版合同很多，程序也很雷同、重复，久而久之，便对合同的签订感到是一种负担。特别是一些没有与作者发生过纠纷、没有与作者打过官司的编辑，更是以为有些合同可以不签，如与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院士合作时，觉得有口头约定就足够了。其实院士们的事情很多，时间很紧张，通过签订合同，可以促使其抓紧时间优先安排稿件编写，尽快交稿。特别是个别院士年龄较大，对出版社也分不清谁是谁家，稿件写好后有出版社来人便交稿。我社有个选题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请一位院士主持编写。稿件写好后院士让学生去交稿，可是把出版社名称说错了，等我们去催稿发现问题时已经回天无力了。 　　2.认为与上级主管单位合作，可以不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对于出版社来说，上级主管部门不仅是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还是出版资源和经费开支的重要来源。因此，在与上级机关有关部门进行合作时，编辑人员往往认为上级机关的诚信绝对没有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签合同，一旦出现意外可能难以补救。有一次我们为总部机关出版一套丛书，本来商量好了可以提供一笔经费支持，可就在丛书快要出版时，该机关部门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动，由于事先没有签订出版合同，结果影响了经费按时足额到位。 　　3.认为与关系熟悉的作者合作，可以不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对于新交往的作者，由于还不太了解，编辑往往比较慎重，在选题确定后会赶紧着手签订合同，并对合同条款反复斟酌。但对于一些经常打交道的作者，编辑人员与其关系非常密切，认为对其个人诚信有很深刻的了解，往往就会忽视合同的签订，对一些细节问题也不会认真审查。其实，个人关系是一回事，作者和出版社的关系是另一回事。我们有一位编辑，与北京某大学一位有一定声誉的教授个人关系非常好，该教授在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几本畅销书。这位编辑请教授也给我社写本书。教授欣然应允，并答应出书后半年内帮助销售几万册。可是书出来后，教授并没有按事先口头承诺的那样帮助出版社促销图书，而是要求尽快按国家规定的高标准支付稿酬。结果可想而知，大量图书被迫报废，该编辑与教授的个人关系也就此终结了。 　　此外，还有的编辑认为因出版时间紧迫而没及时签合同的图书，完成图书出版工作后不必再签合同(应该及时补签)；有的认为合同条款更改后，可以不必麻烦重新签订合同；有的认为合同到期后可以继续重印发行，不必另行签订合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对作者个人诚信盲目信赖的表现。编辑在与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代表的是出版者，而非个人。所以，基于诚信原则来考虑，事先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基于诚信原则，规范著作权人的履约行为 　　图书出版合同能否顺利履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著作权人的履约能力。而著作权人的诚信度如何，往往决定了与出版者双方合作的成功与否。作为一个诚信的著作权人，应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在以下几方面对履约行为加以规范： 　　1.遵守自己的承诺，切实保证对自己的作品拥有许可给出版者的权利。《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修订本中第三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保证拥有授予出版者所涉及作品专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