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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研究中若干问题 　　[摘 要]学校的历史，是一个学校整体的历史。因其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它的研究具有一般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一方面是大学离散聚合频繁，存亡继绝难测，从而加大了校史研究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因缺乏历史学者的参与，而使得大学校史的撰写存在诸多缺憾，校史的研究难成一门“显学”。 　　[关键词]大学 校史 教育史 文化史 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4―0056―07 　　盛世修史，本是常有的事。只是在不同时代，作者的旨趣和立场也有所不同。近年来，中 国高校蔚然兴起一股编写校史的风潮，且方兴未艾。有为五十庆，有做百年寿。其喜之大小不 一，其志不忘一也。当然，从另一角度考虑，大批校史的出版无疑也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 容。更因为学校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的特殊地位，从大学校史人手，就有可能形成当 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笔者近因学习和研究的需要，翻阅了一批校史，从中发现了一 些问题，也积累了一些想法，写在下面，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一个学校的历史，从何时开始，在何处延续? 　　 　　凡事当从头说起，但校史的溯源问题却异常复杂。198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70周年校 庆。显然，该校是从191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建立来计算自己的历史。但仅仅过了10年， 武大又在1993年隆重举办百年校庆。因为该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这 一现象当时就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但比较而言，北京大学历史的开端，则更容易发人思考。 据198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记载：“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 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朝末年，它不仅是当时由朝廷所举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一度还 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实际上它是自汉晋以来，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太学、国子学 (或国子监)的继承者。所以追溯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应该从太学、国子学说起。”这可算 是一个历史的大手笔。不过，此一说法也是有本而来。1948年校长胡适在为“纪念特刊”撰 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就已说明：“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 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 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干 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然而他却就此打住，且笔锋一转道：“但 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自己那两千多年的高寿。 自从我到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 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 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 始)”。那么，北大校方为何如此谨慎而不愿拉长自己的历史呢?其实，北大的谦虚是蕴涵着 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即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这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 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显然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 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如此看来，校史的溯 源，就不仅关系一个学校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的建构，而且还牵涉到对一个国家教育体 制变革以及外来西学东渐的认同。 　　这还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校史的溯源之所以成为问题，一些社会的、历史的 原因恐怕也推之不去。比如在西方，一些著名学府也都出版详实的校史，但却鲜有因校史溯源 而引发的争论。因为那里的大学独立性较强，受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大学也少有 关、停、并、转的情况，故而不会出现难以确定的校史问题。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聚散离合 特别频繁，存亡继绝也是变化多端。这无疑加剧了校史溯源问题的复杂性。 　　在中国台湾，一些高校同样也不能幸免这一问题的纠缠。其中有两类学校可称泾渭分明。 一类是1945年前就已创办的台湾高校，如国立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省立 工学院等四所学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学校把自己历史的开端都整整齐齐地放在了 1946年。个中原因，1973年3月8日省立成功大学(原省立工学院)校长罗云平在一次行政 会议上说得明白：“本校校史之创始，应从光复起计算。至日据时代之设校经过，可简要叙述。 并应特别指明，日人设校之目的，在培养日人，助长侵略，与现在教育宗旨之不同。及当时限 制本省同胞就学之实际情形。”不可否认，罗校长对战前学校就学机会不平等的陈述确是事 实。但是否就可因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