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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服务社会历史考察分析 　　摘 要: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服务社会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从大学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与实践,对于正确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大学服务社会;理念;实践?? 　　 　　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从其存在开始,就无法割断与社会的联系。广义的大学源远流长,在古代,虽然没有直接地论述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与实践,但前贤的教育理念,关于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作用和认识,对后世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与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言:“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他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1] 　　 　　一、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溯源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就可看出大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提出教育应由国家组织,培养的各类人才应为国家服务,教育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柏拉图所宣扬的社会本位主义的政治观印证了其高等教育理念的倾向:以培养精英为宗旨的高等教育必须具有社会服务性。‘哲学王’是充满智慧、富有理性、关注时事、躬身实践的‘社会人’。这种积极的高等教育理念在其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中得到了落实。”[2]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论》中,也明确地提出“教育应由法律规定,并且应是国家的事物”。古罗马时期,著名教育家昆体良提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雄辩家”,就是服务社会的高级专门人才――律师。这充分体现他赋予高等教育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理念与实践要求。因为“一个未来的雄辩家,一个必须生活于广大公众之中并谙熟公共事务的人,应当从童年时代起就习惯于见了人不致羞涩腼腆,也不应过着颓唐孤僻有如隐士的生活。”[3]“在中世纪,教会控制学校,他们也并不否认教育的社会作用,不过把教育的社会职能罩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涂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把人间的统治与天国的统治结合起来。”[4] 　　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就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很多大思想家、都是教育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教育影响最大的孔孟之道,提出的“修己安人”、“学而优则仕”、“明人伦”等教育理念与实践都把教育服务社会的着眼点放在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上。如:儒家经典《大学》明确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具体为“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天下平。”《礼记#8226;学记》提出的教育目标对社会在“化民成俗”。“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8226;礼运》的教育目标在实现大同世界。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一方面,使各学派之间相互交流、自由争论,起到了繁荣学术的作用;另一方面,关注时事,抨击时弊,服务于统治者,充分发挥了政治咨询作用,为齐国社会政治的强大做出重要贡献。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的教育目标在养成“以人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8226;仁义法》)的君子。建议汉武帝创办“太学”以养仕,目的就在于培养高级人才为国家统治服务,成为历代统治者办高等学府的目标和导向。晋代的“国子学”、唐代的“六学二馆”……这些具有某些高等教育特点的学校,为封建政治巩固、文化繁荣一直发挥着服务社会(特别是政治、文化领域)的强大作用。 　　对儒家教育理念与实践做出重要贡献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教育目标在个人方面是“复性”或“明明德”,在社会方面是“亲民”。二者是相依递进的关系:“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个体的价值与社会是相融一体的。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来重视教育目标的社会性,为国家统治者高度重视(最重要的高等学府都设在中央)。并且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的目标是相互贯通、统一融合的,不存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对立,个人接受教育的价值(学识、修养、德行)重在对社会的贡献,特别是对国家的政治服务和社会道德教化,正如黄济所言:“中国古代教育家有关教育本质感和功能的论述,重在教育的社会作用,即使论述到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时,也只是教育社会作用的折射或体现而已。”[5] 　　从历史的溯源,可以看出古代高等教育服务社会重在国家政治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大学面向经济领域的服务开始不断增强(主要由新大学、地方大学承担);另一方面,对国家政治的服务也发挥着新的、更重要的作用(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承担)。 　　 　　二、大学服务社会实践考察 　　 　　在西方,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