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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战略思考 　　 　　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整个西方世界处于一种不期而遇的变动之中。首先是超级强国美国不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国威国势显著衰减，而且近来其经济和金融市场持续低迷，并迅速蔓延成世界性的经济病患。国际格局变迁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颇有戏剧性，却没有受到普通公众的足够注意，那就是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空前紧张时期之后，美欧双方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明显地迅速接近。目前它们彼此呼应和合作的程度已经接近冷战后美欧共同军事干涉时期。德国自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一直采取亲美的对外政策；法国自萨科奇取代希拉克之后的外交政策也与此类似，他甚至宣布法国要重返已于20余年前退出的北约军事组织；在布莱尔执政末期，英国舆论强烈诟病本国积极参与伊拉克战争，但现在布朗首相公开强调要弘扬英美特殊关系却未遭到公众反对。在伊朗问题上，欧盟主要国家与美国间的立场和行为差异已大大缩小，而在对俄关系紧张问题上它们的态度也与美国的如出一辙。美国方面，2005年初开始的第二届布什政府一直注意调整对欧态势和修补美欧关系。从改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消极态度，到颇为热情地迎合德法英三国的新执政者和力图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布什总统在处理美欧关系上已与几年前判若两人。如果更为重视欧洲盟国和多边外交的奥巴马在2009年初入主白宫，美国改善和强化美欧关系的动向还会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也契合当前欧洲舆论对奥巴马的普遍青睐。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疏离却显著加剧，尤其与美欧紧张时期中欧之间关系良好的局面相比。欧洲不仅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怀有复杂的不良心态，而且近年来愈益自视为全世界的“价值观教师”，愈益沉浸于“后现代关切”和“后现代实验”的道德优越感之中。欧洲内心鄙视在它看来是怀抱“前现代”和“现代”价值观的中国及俄罗斯（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而且，因为在它自身和中近东以外缺乏真正切身的战略安全关切，欧洲的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先的外交姿态显著强化。这加上欧洲非现实的甚或不负责任的浪漫倾向，会使得未来它的对华态度中的负面要素和负面动向大大加强。面对这种局面，许多人中国感到需要有更多的思想准备。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在急剧增加，因而中国事态的能动性和复杂性显著加强了世界政治的能动性和复杂性。 　　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实际上，2008年是中国近20年来新麻烦最多、新困难最大的一年。继年初的南方大雪灾之后，3月中旬在拉萨爆发大规模的暴力骚乱，接着5月中旬又发生了毁伤空前巨大和救援努力空前艰难的四川大地震，随之而来8月份的北京奥运更是对中国国家效率、政府技能和国民素质的一次重大检验。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及社会对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应对已经证明将艰巨漫长，这方面至今虽然已做出重大努力，但效果尚为成败参半。还有，内在风险非同小可的中国经济现今已经处在世界经济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美国次贷危机、美元持续疲软、美国经济衰退前景、世界油价持续飙升、粮价急剧上涨、欧洲通货膨胀趋势、亚洲金融逆动风险：所有这一切不仅显著增大了中国应对国内经济和金融方面眼前紧迫问题的难度，而且有可能会使得需要妥善调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从而加剧中国处理自己面前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瓶颈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 　　不仅如此，无论是从近期还是从中长期看，中国还面临着可谓最大最难的挑战。那就是以旨在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理念，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不健康和势难持续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成长模式），从而大大缩小乃至争取逐渐消除各类基本的鸿沟或差距，特别是在社会正义、生态保护和经济均衡发展这三大领域。这一挑战不仅巨大，而且相当紧迫，想要就上述目标取得较广泛的突破性进展和令人鼓舞的大成绩的时间压力实际上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留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不平衡发展模式的“容忍期”愈益缩短，而且中共十八大和中共最高领导集体的未来交替愈益临近，届时需要能够向中国人民展示上述大进展和大成绩。现在离十八大仅有大约4年时间，而中国要成功地干一项事关全局、复杂困难的大事，4年时间绝非充裕。 　　在此多事之秋，中国有何新的战略需要？可以提出具有优先的重要性的三项建议： 　　第一，进一步优化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除了要大致保持目前处理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基本框架，并且密切观察国际大局的变化和据此作出适当调节之外，中国有一个新增的战略需要，即更努力更坚决地营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环境，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的最近一环。其中，不仅在台湾问题上更需战略眼界、战略耐心和政策创新性努力，也不仅要积极维持和适当拓展中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特别要在对东北亚外交方面，就中日、中朝和中韩关系做出新的重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