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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中国风格追求与探索 　　１１年１０月６―９日，由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在连江县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秉承以往研讨会模式――以作曲家介绍创作背景、现场播放录音、众人评论的方式，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对作品提出客观的评价与平等的对话。会议研讨了贾国平《清风静响》（２０１１）、朱世瑞《水想ＩＩ》、温德青《声音去到了天上》（２００９）、章绍同《鼓浪屿狂想曲》（２０００）、林荣元《雪山飞狐》（１９９５，节选）、李向京《行云流水》（２０１０）、骆季超《骏马奔驰》（２０００）和《骏马奔腾》（１９９４）等２１部作品。王震亚、卞祖善、奚其明、韩锺恩、宋瑾、郑长铃、孙星群、王秀玲等２０多位京、沪、闽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人民音乐》编委、原副主编于庆新和现任编辑部副主任张萌、《音乐周报》记者周皓，以及福建代表郭耘、涂致洁、曾宪林、葛清、吴思富、张建国、檀革胜、宋方方、黄宗权、许琛、陈姝婧等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围绕着“中国作曲家如何在多元创作中走向世界”的议题展开讨论，对“郭祖荣和福建音乐现象”与本次研讨会给予高度的评价。 　　一、多元化的中国风格探索 　　本文的中国风格，是指作曲家采用中国民间音乐的某一素材创作出具有中国风味的作品。其素材既可是曲调和乐器元素，也可以是更广泛意义的中国文化。多元化的中国风格是中国作曲家用现代技法结合中国民间音乐或文化元素的个性化创作。 　　首先，作曲家能根据作品需要重新编制乐队，将中国民间器乐与西方器乐恰当融合，营造中国风格。其次，作曲家采集中国民间音乐曲调素材创作中国风格作品。如陈牧声《牡丹园之梦》（２００７）借助于昆曲的韵白，唐建平《仓才》（２００３）大胆地以打击乐“仓才”音色节奏为主题，章绍同《远山》（１９８９创作－２００８改编）采用闽北劳动号子。第三、作曲家融合多元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创作隐含中国风格的作品。朱世瑞《灵歌――为四种不同编制的乐器舞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通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语言来表现人类对于死亡的不同态度。叶国辉《森林的祈祷》（２００２）采用印尼甘美兰传统乐器营造中国传统单音线性曲调音色。王宁《风格对话》（１９９５）用勋伯格的《五首钢琴曲》、巴赫旋律、京剧唱腔、流行歌曲《纤夫的爱》代表的现代音乐、古典音乐、中国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四种文化进行对话。王西麟《钢琴协奏曲》（２０１０）提出重新认识先锋、古典、民间、历史的关系。 　　二、作曲家在多元创作中的个性追求 　　本次研讨会从音乐标题、美学追求、结构形式、素材组织与叙述方式等方面探讨了作曲家如何保持个性创作，从观念、技术和理论多层面深化了个性创作的美学境界。 　　其一、关于个性创作。唐建平认为，每个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都是突破前人，作曲家忠实自己的个性，但不能不尊重艺术的普遍规律，艺术是个性跟共性共存的。贾国平觉得人类文化已经没有地域限制，恐怕没有一个标准证明这些文化的属性，创作要有个性，但个性不是口音重，而是每个作曲家有自己写作方式。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 　　其二、关于音乐标题。有的作曲家讲究标题与内容的统一。在他们看来，标题是音乐内容的抽象概括，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暗示性。但贾国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有时候作曲家只是找借口依托，只是希望写音乐。音乐常常大于他所赋予的标题，比如陆培《虎虎生风》（２００８）的题目使用了“虎沪申风”谐音，沪――上海从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申也是上海，风就是“海派风格”。张建国《离?骚》（２００７）抒写一种纠结的心理，与屈原没关系。他的标题也引起了争议，宋瑾指出，无论谁写离骚，都只有被吃掉的份。笔者以为，中国人是讲究标题的，很多音乐的曲牌名就起着标题的作用，但也有很多标题实际上跟音乐本身没关系，有的甚至大于音乐本身。 　　其三、关于美学追求。韩锺恩说，美学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的美学是感性。以往感性跟内容有关系，我的感觉是感性跟形式有关系。不同作品的形式立意与美学追求均有所不同。陆培追求雅俗共赏，王西麟赋予作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郭祖荣作品面对的对象是“文人中的音乐爱好者”。温德青之所以用频谱技术写作是因为他坚信电子音乐一样能表达情感。宋瑾提示，二十世纪音乐特点，是理性的设计与感性的分离。不能用后现代美学去评价和衡量传统的作品。唐建平在介绍自己作品之前说：“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美学和历史，为什么作曲家不从自己的民族习惯出发，而去接受韦伯恩、里盖蒂的观念――‘音乐是不给别人听，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接受，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听’，我觉得我的音乐就要给别人听。”然而，叶国辉认为，创作上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可能对某种美学的误选也是可能的。 　　美学追求代表着音乐作品的最高境界，与作品的题材内容密切相关，宏大叙事的重大历史题材与风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