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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传播与社会抗争关系模式基于中国情境分析 　　摘要：中国的社会抗争产生于具体的历史现实情境中，与镶嵌在特定社会结构里的大众媒介共同作用，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图景。本文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从纵向视角梳理了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形态演进对社会抗争的影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抗争和传媒的关系。作者提出媒介体制、媒介机构运作规律和媒体从业者、抗争主体的社会资本和抗争策略这三类因素影响着媒介在中国社会抗争事件中的作用。本文根据媒体立场和卷入程度两个维度将传统媒体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角色归为四类：鼓动者、助推者、协调者和阻抗者，进而提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抗争事件中的三种话语互动关系：传统媒体主导舆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主导舆论、网络媒体主导舆论。 　　关键词：社会抗争；互联网；动员；舆论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3-0147-006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社会冲突不断上演，社会抗争事件频繁并引发舆论沸点，虽然在空间上涉及的地域分散，但在时间上呈现高频次、集中爆发的趋势。这些社会抗争与西方社会的新社会运动相比具有明显的混杂性：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抗争动因相对局限，多表现为对特定利益的诉求，受损-反抗成为基本的模式；另一个方面，抗争主体却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勾连和扩散，信息和情绪在社会阶层间广泛共振。在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制度和协商制度尚未转型稳定以前，媒介对中国的社会抗争事件具有独特的中介化作用，成为社会行动者进行话语博弈的主要空间。本文旨在集中探讨媒介传播与中国社会抗争二者的关系，厘清其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一、中国社会抗争中的媒介作用场域 　　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媒介常常以动员舆论的工具性的角色出现。媒体通过刺激共同利益，建构集体认同，投射运动情绪，为社会运动争取外界的认可和支持。[1]社会运动与大众媒体间存在着依赖关系。社会运动需要媒体保持关注度，提供偏向性的报道框架，媒体则需要社会运动为其创造戏剧和冲突。[2]在这些研究中，媒体主要作为可以被动用的“资源”出现，而对媒体资源的局限性以及媒体自身的内部差异关注不够。在中国情境中考察媒体与社会抗争的关系，还需着重考量媒体发挥作用的背景因素。基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媒介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媒体从业者的行为，而抗争主体的社会资本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争行动在媒体中的可见度和影响范围。 　　传媒是公共话语空间，也是公共话语资源，建构和定义现实的功能使其成为社会中各种力量争夺的领域，因而传媒能够反映社会的权力结构。在社会抗争中，媒体既可能赋予抗争合法性地位，也可能使抗争边缘化，媒体的具体角色反映了特定情境下媒体与政府、利益集团以及公众的权力关系。 　　第一，媒体体制规定了传媒报道冲突事件的既定空间。中国的大众媒体深深嵌入国家的制度安排中，国家对媒体具有制度性的影响力，媒体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传统媒体扮演着公开宣传角色和内部监察角色，前者操控舆论、生产共识，后者则代表上级对下级开展调查和报告。[3] 　　当前国家对媒体实行属地化的管理，各级党政机关负责同级媒体，拥有媒体高层领导的人事任免权，并且会对媒体的日常工作进行指导，直接影响媒体从业者的行为。社会冲突事件往往具有政治敏感性，媒体要在新闻报道中规避政治风险十分困难，尽管在一些抗争事件中，媒体采取一定的话语策略如避免直接批评政府，对国家的话语控制有所突破，但是一旦触碰政府包容的底线，便会受到强有力的规制，媒体将面临“失语”的风险。 　　第二，媒体对社会抗争的报道受到传媒行业运作规律的影响。现阶段的媒体从业者面临混杂的职业角色：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环境中的激烈竞争，媒体倾向于追求冲突性和戏剧性效果；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和有关部门信源的良好关系，媒体倾向于避免直接与政府发生冲突。对媒体从业人员而言，市场效益、新闻专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共同形塑了他们的职业价值观。媒体从业者对自身的职业定位和对抗争事件的价值判断将影响其在社会抗争报道中的行为，从而决定媒体在社会抗争中的角色。 　　第三，在社会抗争中，并非所有抗争者都能获得媒介近用权，抗争主体的身份属性、社会资本和抗争策略都会影响媒体的角色，进而影响抗争结果。抗争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会影响媒体对其新闻价值的判断，而抗争主体的社会资本则会决定媒体近用的难易程度，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拉近抗争主体与媒体的距离，并且为媒体对抗争的报道争取操作空间。在J市艺术区艺术家的空间抗争中，艺术家群体通过文化资本吸引媒体，通过“艺术”的非功利性象征取得去政治化的身份。[4]抗争主体的抗争策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媒体的避险难度和操作空间。在广州番禺事件中，正是因为抗争者诉求由维护自身利益的解决问题转变为惠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