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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继承与创新研究 　　摘要：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姚椿 桐城派 古文理论 继承与创新 　　姚椿为姚令仪子，早慧。清道光年初被子荐为孝廉正方，不就。其先后主讲河南夷山及湖北荆南、松江、景贤等书院。其弱冠后，始而学文，师事姚鼐，成为古文名家。 　　清嘉庆三年（1798年），姚椿随父居蜀，游历各地，深知民间疾苦，颇有匡时济世之志。年十八岁以国子监生赴京应顺天乡试，但屡试不中，每日与洪天吉、杨芳灿、张问陶等知名学者诗酒高会，一时才名大起。在求仕无门、求用无途时，他绝意科举并受学于桐城派姚鼐，自此屏弃夙习，一志求道，潜心研读宋儒之书，专攻程、朱道学，并兼学农业、水利、兵防等实用之学。 　　姚椿在南埭筑有藏书楼，上悬匾额“古照堂”，由其恩师姚鼐所书。他的书斋名樗寮、养气居、晚学斋等。作为姚鼐的第一代弟子，姚椿遵父命师从姚鼐学习古文法整整五年。在姚鼐死后，姚椿还潜心为其整理出版遗著。 　　清道光元年（1821年），姚椿被府县举荐为孝廉方正，本可以此身份参加保和殿考试，授以知县等官。但他不改初衷，辞谢不就。后却跑到镇海，登招宝山，作《吊同归域文》，遥祭葬于海岛的明末抗清志士，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从清道光四年（1824年）起，姚椿掌教河南开封夷山书院，并主讲湖北荆南书院和松江景贤书院，以实学勉励诸生，颇多造就。 　　姚椿喜欢博览群书，在掌教各地书院的同时，极重搜求藏书，凡遇从未见过的书必一一抄录珍藏，他所藏之书中的精本也都经自己亲手校勘。光绪《松江府续志》称：“郡中藏书，嘉庆时以姚椿为最富。姚氏积书数百万卷，椿尤多手校本，近经兵燹，亦多散去。”[1]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到湖北荆南书院掌教，前后有七年，和林则徐结为好友。姚椿虽是一介布衣，但他有经世之才，曾提议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的粮食问题。林则徐读了姚椿的文章后，写信表示赞同，称赞为恤民一长策也。 　　清嘉庆初年，姚椿“乃以方伯公命，从学于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语先生曰：‘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先生未有以对。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后之人，类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视焉。’先生退而遍发濂洛关闽之书，读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复欢然如有所得”[2]。姚鼐逝世后，姚椿于嘉靖二十二年得读朱泽?罚ㄗ种谷?）之书，以为其“学有渊源”，“造诣纯备，卓然醇儒”[3]，其书“多有可以裨补世教者”[4]，遂亦私淑之不已。总之，姚氏一生行世之学，可曰是“亲炙桐城，私淑止泉”[5]。其于桐城乃是“终身服膺弗失”[6]，治经论学，均折中之。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7]，认为：“文之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美。”[6]其文亦多“雄深简洁且饶经济”（《通艺阁文集跋》）之作，不仅“体之也至，择之也精”，而且言和懿而周?酰?音韵旷邈而深长，“其浩然自得之心，忧世觉人之隐衷，常使人憬然自悟于文字??尽之余”（《书通艺阁文集后》）。史家谓姚氏之文“得桐城之正绪”[6]，是为确论。作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以文体为次，延续《湖海文传》的体例，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究“言辞之美”。这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姚椿在《国朝文录?自序》中言：“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8] 　　一、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 　　（一）明道 　　姚椿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其古文理论继承了桐城派前辈的学术思想。他提出文章之用“明道”，即是对桐城派古文思想的一贯继承。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9]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明道”理论来自于唐宋的古文运动思想。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唐宋古文运动是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引发，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