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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形成及其意义 　　摘要：在儒学发展史中，宋明理学一直以其形上本体意识而著称。这种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有一过程。从先秦到汉唐，儒学并没有形上本体意识的现成资源；由于价值观的对立，儒学也不可能直接从佛老二教中汲取现成资源。这样一来，“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就成为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真正产地。在这一过程中，佛教的超越追求精神、道家的反向溯源智慧以及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伦世教关怀，就构成了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具体资源；而从邵雍“元会运势”的数推历史观、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化论一直到张载的“太虚即气”，则标志着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初步形成。待到二程体贴出“天理”并以“性即理”规定理学的道德本体，也就表明佛教的形上超越意识、道家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儒家的人伦世教关怀已经有机地熔为一炉了，从而既构成理学斥佛排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其以后近千年间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儒学；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3―0070―10 　　在儒学发展史中，宋明理学一直以其形上本体意识而著称。但这种形上本体意识既不是汉唐儒学自我生成的，也不是直接借取古人（比如先秦儒学）的智慧而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出入佛老”――充分借鉴佛老超越的形上智慧，然后“返于六经”――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才得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佛教的形上智慧与超越追求精神之比衬与观照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这说明，由于以儒道为代表之中国主流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因而基本上属于内在张力不足的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忽视外来智慧的批判与挑战作用，往往就会导致自身发展动力的枯竭。下面，我们就从分析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如何形成的角度，来说明两宋理学对佛教形上超越智慧的借鉴及其作用。 　　一、从经学到玄学：儒道的发展轨迹 　　关于人类早期文化，西方哲人雅斯贝尔斯曾有“轴心时代”一说，意谓在公元500年左右，世界各大文明都产生了一系列开创性人物，并对各种文化都起到了开辟传统、建立范型的作用。雅氏的这一看法当然是出自其对人类文化发展之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对某一种文化而言，与其说所谓“轴心时代”是一种既定的时空“定数”，毋宁说首先是因为人类族群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促使各种文化的先贤们不得不探索其化解之道，从而才形成了所谓“轴心时代”。具体到中国来说，如果不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就不会出现儒道两家不同的化解之道；如果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人伦失范的社会现实，也就不会形成孔子对礼乐制度之“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之类的叩问与反思，自然也就不会形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类的以仁挺礼的探索。进一步看，如果不是道墨两家的挑战与夹击，就不会出现子思以“天命之谓性”的方式对人之德性之超越性根源的深入探索；如果不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实，也就不会出现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以及“尽心则知性知天”的理想指向。所以，仅从儒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现实所导致的精神危机才是其思想探索走向深入的内在动力。 　　但是，当秦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形成后，先是黄老之学的“与民休息”，继而又通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形成了儒学定于一尊的格局；与之同时，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日渐枯竭了。从作为两汉思想规模奠基者的荀子来看，他曾明确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从荀子这一逐层深入的比较来看，说明他确实是将人伦秩序视为宇宙发展之最高指向的；而思想探索的最高指向，也就主要是通过“知之”以达到“行之”的目的。比如荀子分析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这说明，荀子主要是通过认知并以见之于躬行的方式来落实儒家的人伦世教关怀的，所谓“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以及其由“闻”到“见”、由“知”到“行”的落实路径，自然也就代表着其人伦实践的最高目的。 　　对应于先秦儒学――所谓思孟学派的信念、信仰追求，荀子确实表现出了一种平实的知用化的落实指向。但儒家人伦世教的合理性依据，由此也就演化为一种可以诉之于认知性把握的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演化之理了。所以，当汉代经学形成后，专门释经的纬书就开始为儒家的人伦世教关怀探索宇宙天道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