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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散文文体特征与文体价值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不但在题材开拓、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获得了质的提高和发展,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而在这春色满眼、繁华似锦的散文园地里,学者散文一直以其独异的精神魅力和艺术风采吸引着广大读者的目光。对于当代散文领地里出现的这道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不过其切入点大多为学者散文的历史文化、思想内涵和主题取向,而较少从文体的视角对学者散文做总体性的考察。而实际上,倘若我们从文体的视域来检视这一时期的学者散文,我们不仅可以更加贴近学者散文的本体,可以较准确判断学者散文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艺术高度,而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学者散文为中国当代散文注进了什么样的精神元素。 　　文体,作为文体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迄今仍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我在《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①一文中,将文体分为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和时代文体四个层次,其着眼点既在于文体的“外”也在于“内”,即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来考察文体。本文所谈的“学者散文”,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学者散文;研究的对象一般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有的学者文章中谈到的“老生代”。至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散文,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 　　我们知道,语体文体虽然是以外在形式呈现出来的表层语言秩序,但它却折射出作家独特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同时还隐含着历史、文化和时代的因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别林斯基发表过这样的见解:“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特的。因此,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文体不能分上、中、下三等,世界有多少伟大的或至少才能卓著的作家,就有多少文体。”②在文体问题上,别林斯基不但将一般性的语言描述和文体创造区别开来,而且特别强调文体的内在结构和深层意蕴,把外在的语言形式与创作主体的才能、个性、思想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考察,这样的见解无疑是独到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价值。除此之外,还应看到,每一种文体都有不同于别的文体的独特性,都有其内在的审美功能和意义。因此,任何关于文体的研究的目的都是要将文体的这种审美独特性发挥到极致,而不是要模糊甚至抹杀文体的审美界限。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研究学者散文的文体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同时对那些随心所欲、信笔涂鸦、粗糙简陋的所谓“自由写作”也是一种必要的警醒和纠偏。这是文体研究的价值的一个方面。 　　 　　二 　　 　　从主体文体的视角来考察学者散文,我们看到,学者散文的主体文体与语体文体呈现出一种深度交融、相得益彰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当代别的散文创作群体中是较少见到的。换言之,在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学者散文群体中,不管是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还是孙犁、汪曾祺、杨绛、肖乾、施蛰存、陈白尘、黄裳、黄苗子、黄永玉等等,他们自小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古代文化的学养十分深厚,同时他们年轻时大多游学西方,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兼之他们还耳濡目染了“五四”时代学人的思想和风采,因此他们的思想和为人处事自然更接近于“五四”学人而有别于当代的文人。他们以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来创作散文随笔,以科学家的理性来介绍知识,释疑世间万物万事,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感悟社会人生。于是,他们的散文自有一种杂博阔大,一种古朴的历史感和文化氛围。然而在这里,我不打算考证他们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以及屡经磨难的人生经历,而重在研究学者散文群体的思维方式、人格结构和心灵向度与他们的语言表达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研究学者散文文体的关键。 　　那么,学者散文群体的思维方式、人格结构和心灵向度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说有什么共同特征呢? 　　首先是内敛性的思维方式。我在《论诗性散文》③ 一文中,曾谈到这种思维方式。内敛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象思维”的思维方式,主要受到儒、道、佛的影响。它推崇“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服膺“静”、“命”、“常”、“明”的“动态平衡”规律。内敛式思维注重直观、直觉、内省和体悟,其间既有质疑、批判、自我忏悔,也有冥想冷观,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含蓄。内敛式的思维崇尚古朴简洁。它一方面蕴含着古典的遗风余韵;一方面又充满着科学的精神和现代的意识。内敛思维像禅又不像禅,看似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内里却有独特的生命体察。正是因此,内敛式思维具有“不事张扬”和“缄默的智慧”的特征。它拒绝飞扬躁厉,远离抒情感伤,亦与急功近利无缘。这一点在张中行的散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一再强调人要“顺生”:“生,来于天命,我们抗不了,于是顺;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自然平淡的语言,体现的是中西融汇的生命智慧和对人世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