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饥荒对策刍议.docVIP

宋代士大夫饥荒对策刍议 　　摘要：宋太祖提出荒年募兵的政策，以消除流民可能的动乱隐患。此一设想被富弼较好地落实，并与其它措施一起成为很多士大夫推崇的赈灾典范。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却因其带来冗兵冗费和劳动力减少而加以反对，但他们未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推行以工代赈的救荒政策，而且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方式，由此发展了生产，同时也起到了避免动乱的政治效果。苏轼兄弟在几种救荒方式间依违不定，程颢曾参与以工代赈行动，朱熹则多次呼吁以这种可持续的方式赈灾。宋太祖钦定和宋神宗正式诏令的赈济方式，均产生很大争议，说明士大夫对“祖宗家法”与国家法令的态度并非严遵谨守，而是力争为我所用。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流民；荒年募兵；以工代赈 　　宋代中国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非常有限，严重灾荒如果造成大量流民，国家政治经济势必受到重大影响。而“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圣如尧汤，且不能免水旱之忧，所恃者有豫备之素焉耳”。在劝分、减税等通常的赈济措施之外，如何应对饥荒，士大夫们纷纷提出或试验了自己的主张。 　　学界关于宋代荒政以及与之相关的士大夫群体、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于不同士大夫的荒政主张之区别及其原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宋代不同时期的主要荒政措施及其结果，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就宋代士大夫对重点荒政措施的不同态度及其具体实践情况进行简要的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以富弼为首的荒年募兵政策实施者 　　富弼是不少士大夫推崇的赈灾模范。庆历八年（1048）七月戊戌，朝廷下诏说：“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军。”富弼时任京东路安抚使，执行得力，“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他本人对此也很自豪：“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三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兵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之利也。”救灾、防盗、战斗力强而费用少于禁军，似乎他是一举而多得了。 　　富弼募流民为兵，并非首创。宋初，“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赵）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日飞尘之警。”赵匡胤对这一“秘诀”非常自得。南宋人吴做在解释荒年募兵政策时，以为，“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原因在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因而，此政策在宋代多数时期得到贯彻。每逢灾荒，“有计划或无计划地招募农民参军的事依然层见叠出。” 　　二、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为首的荒年募兵政策反对者 　　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强烈反对荒年募兵政策，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此政策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欧阳修认为，“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这里驳斥的虽然是假托的“吏”，始作俑者却是赵匡胤。 　　在北宋这样总人口约1亿的农业社会，抽调百余万男性壮劳力作为军士供养起来，确实容易造成生产受损。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在北宋时期，农业生产力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牲畜和机械所起的作用还居第二位。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强壮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军队，成为职业兵，并形成一个寄生的社会人群，一律从壮健到老年永远脱离农业生产，其给予农业生产上的影响当然是十分严重的。” 　　其二，此政策造成严重冗费，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司马光认为，募流民为兵是造成冗兵的重要原因，他曾上奏道：“臣愚以为国家从来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即日系籍之兵，已为不少矣，何苦更复直招禁军，及招饥民以充厢军？臣不知建议之臣曾与不曾计校今日府库之积，以养今日旧有之兵，果为有余为不足乎？……臣又闻即日灾伤之处，军无见粮，煮薄粥以饲饥民，犹不能给，况刺以为兵，将以何物养之终身乎？且畎亩农民止因一时饥馑，故流移就食。若将来丰稔，则各思复业。今既刺以为兵，是使之终身失业也。于官于民，皆为非便。谋策之失，孰甚于此。”⑥赵匡胤视作“一举而两得”的荒年募兵之策，司马光却以为“于官于民，皆为非便”。 　　就在富弼赈灾前后，很多士大夫已经对冗兵问题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如庆历七年（1029），三司使张方平上奏指出：“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而衣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