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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论语研究勃兴及成因 　　[关键词]宋代；《论语》研究；大发展；成因 　　[摘要]有宋一代，《论语》研究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其成因与统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儒家道统的确立和四书学的兴起、义理之学的兴盛及儒家学者从哲理层面对佛、道思想的吸收融合有关。 　　[中图分类号]B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3―0105―05 　　 　　伴随着儒学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宋代的《论语》研究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论语》研究的数量大增，而且《论语》的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 　　 　　一、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 　　 　　唐代以降，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的诞生。而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必须通过创造性解释来完成。因此，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于是有“四书”及其注释书的出笼，有《论语》及其注释书的大发展。 　　第一，《论语》研究数量大增。汉唐时代，研究《论语》的专著见之于著录者共约百余部。其中隋唐时期，由于《五经正义》的出笼，统治者垄断了经典的解释权，致使《论语》研究走向衰落，近四百年才有12部著作问世。而在两宋时代，仅仅三百多年，见于著录的《论语》研究专著，据《宋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和朱彝尊《经义考》计有250余部，比以前所有时代《论语》研究数量的总和多出了一倍多，是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数量的21倍。仅从著述的数量来看，就可窥见宋代《论语》研究之盛况，是汉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两宋时期的主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阐发己见，重树儒学的雄风，大都有《论语》注本。如周敦颐有《论语》，王安石有《论语解》，苏轼有《论语解》，程颐有《论语说》，张浚有《论语解》，李纲有《论语详说》，胡寅有《论语详说》，朱熹有《论语集义》、《论语详说》、《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张拭有《癸巳论语解》，薛季宣有《论语少学》、《论语直解》，真德秀有《论语集编》，魏了翁有《论语要义》，郑汝谐有《论语意原》等。其中朱熹的《论语集注》是《论语》学史上一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该书在吸取汉魏古注的基础上，又集宋人释《论》之说，兼下己意，并存疑说，融注音、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而以义理见长，是继何晏《论语集解》、邢?m《论语注疏》之后《论语》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此书一出，备受后世统治者青睐，甚至被定为科考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级学校的必学教材。 　　第二，《论语》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汉唐时期的《论语》注本，由于受汉学研究模式的影响，大都以名物典制的考据训诂和章旬的串讲为主，“间或有一些政治、伦理思想的解说，这些解说也大多停留在政治实践需要的层次上，缺乏深刻的理论思维”(第193页)。及至宋代，《论语》学的注解方式大为扩展，以从汉唐沿袭下来的训诂章句之学治《论语》者仍大有人在，如邢爵的《论语正义》，周式的《论语集解辨误》，纪??的《论语摘科辨解》，杜莘老的《论语集解》，阮逸的《论语增注》，陈祥道的《论语全解》等。《四库全书总目》于邢?m《论语正义》提要说：“是书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日：‘其书于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卷三十五《论语正义》提要)此说以邢?m《论语正义》“稍傅”义理，而作为宋学有别于汉学的一个标志。然而，此书更多的是关注章句串讲、文字释读和名物考释，仍未脱离汉学的窠臼，因此不能作为宋代义理学兴盛的代表作。更多的学者则站在哲学高度上对经典义理的解读和阐发，而且这一部分是注释中的主要内容，《论语》学由此而进入宋学(理学)时期。宋代学者对于经书的注释不仅仅是为了以今释古、扫除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他们欲以注释经书为手段，借以阐发新儒学，即由训诂以通义理。因此，尽管其注释中也重视文字训诂，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释读而作，而是为了通经明道而作，为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而作。如程颐著有《论语解》，从体用的角度来重新释读“忠恕”：“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第72―73页)又用自家体贴出来的“理”解释孔子的“仁”：“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第62页)对此，朱子曾评价说：“《论语》惟伊川所解，语意含蓄，旨味无穷。”(卷二百十四)其后程门弟子大都有《论语》注本，且皆以义理释《论》，其中尤以谢氏之《论语》学最为有名。他在《序》中说：“予昔者供洒扫于河南夫子之门，仅得毫厘于句读文义之间，而